大多數人都知道戴高樂作為法國投降後不屈的象徵，在異國他鄉堅持抗戰，贏得了人們的尊重，但很少有人知道，所謂的西方社會卻一度無視他的存在，甚至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儘管如此，不妥協的戴高樂依舊招兵買馬，自由法國運動初見規模。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儘管戴高樂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認和支援，但並沒有完全改變美、英等國對“自由法國”的輕視。他明白，現在最需要做的是，讓全體法華人認同自由法國運動，沒有國內抵抗運動的支援，很難躋身於大國行列。
法國投降後，不願做“亡國奴”的地下抵抗組織應運而生。在城市、山村都有他們戰鬥的“痕跡”，他們不願見到德國與維希政府“狼狽為奸”，更不願看到國破家亡。於是，自發地形成一個個地下抵抗組織、游擊隊，但散而亂，不成規模。
首先，在德國控制的法國北方，抵抗組織更具戰鬥性。游擊隊要時刻面對德國秘密警察的圍堵，再加上“法奸”盛行，該地區的地下活動顯得更加嚴峻和殘酷。常常是一名德軍士兵死亡，德國作為報復，就會有10名法華人為之送命。
然而，隨時都有可能“冒出來”的游擊隊，為了“建功立業”，都會將德國士兵作為攻擊目標，致使法國民眾成為“替罪羊”，反而讓德佔區的人們，十分反感“游擊隊”沒有章法的亂來，甚至不支援他們的行動。
其次，抵抗組織在貝當政府控制的南方，相對好些，湧現出許多“戰鬥”、“陣線”、“解放”等組織。組織成員有工人、農民、教授等等，他們彼此之間並不相互聯絡，對敵作戰的盲目性、隨意性很大，這些組織的“生命力”不強。
更加顯著的特點是，儘管這些組織都仇恨德華人和“法奸”， 但其內部非常的複雜和混亂。在德軍和維希政府的打壓下，有的轉移大山，轉入地下，繼而解散、消失。等過一段時間，又一批抵抗組織或游擊隊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出現這樣的局面，其實都歸咎於沒有統一的領導。戴高樂也清楚自己在異國他鄉“打拼”一年，建立了具有一定規模軍隊的抵抗政府，但國內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他認為，統一領導國內的抵抗運動，是擴大其影響力和知名度最有效的方法。
其實，戴高樂隻身前往倫敦建立自由法國運動時，並沒有完全重視國內的抵抗運動，從某種角度講，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與國內取得聯絡。現如今，自由法國運動在海外初具規模，也就有了條件和精力，來整合全國的抵抗力量，而且更具優勢。
一是，地理上的隔絕，反而更有說服力。國內抵抗組織之間的矛盾很多，各有各行動方針和組織原則，彼此不服。而遠在海外的戴高樂與他們沒有太多的“利益”關係，又是英國、蘇聯承認的一級政府，他們更願意聽從自由法國的領導。
二是，可以為他們提供武器和經費。國內的鬥爭之所以艱苦，除了對手的殘酷鎮壓外，缺少武器和經費是困惑抵抗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原因。而戴高樂可以依託英、美兩國來支援國內的抵抗鬥爭。也就是說，跟著戴高樂，能獲得盟軍的支援。
更重要的是，戴高樂可以提供專業化、統一化的鬥爭模式。國內的抵抗鬥爭基本是單打獨鬥的模式，沒有太多的對敵鬥爭經驗，而戴高樂可以提供專業化的培訓，在電臺、爆破、破壞等方面，可以幫助培訓或選派人員潛回國內。
這些優勢，讓“自由法國”在國內迅速成為各地下組織和游擊隊，趨之若鶩的物件。在他們看來，能和戴高樂聯絡上，不僅能獲得空投的裝備和經費，擴大組織規模，而且作為“名正言順”的一級組織，可以在其他組織面前，更有優越感。
透過積極運作，國內的地下組織和游擊隊，紛紛主動與戴高樂取得聯絡。在“自由法國”成立兩週年時，法國境內的地下抵抗力量得到了統一指揮。更讓他高興的是，“戴高樂”成為法華人熟知的名字和崇拜的英雄，也更堅定他必勝的信心。
1942年7月，戴高樂的自由法國軍隊已達到7萬人，國內的鬥爭形勢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各條戰線上進行著不屈的鬥爭，法華人做出了重大犧牲。為此，戴高樂決定將“自由法國”改為“戰鬥法國”，以紀念這場難忘的戰爭。
隨之而來的美國和英國示好，讓戴高樂頗感意外。美國宣稱將會給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提供軍事幫助，英國發表宣告將擴大英、法兩國的合作範圍，甚至在法國國慶節這一天，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參加了閱兵式，並宣稱：“法蘭西從未離開過戰場”。
其實，這突如其來的“友好”是有目的的。原來，應蘇聯的強烈要求，盟軍準備在1942年開闢第二戰場，換句話說，就是準備在法國登陸，這需要法國內部的支援，比如情報收集、配合作戰等等，而戴高樂的地下抵抗組織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
戴高樂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既可以借用盟軍優勢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實力，又能將“戰鬥法國”與大國平起平坐，這是擴大影響力的最佳途徑。然而，讓他憤怒的是，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行動，居然對他保密。
就在他憧憬解放法國的時候，丘吉爾為了利益，放棄歐洲登陸，推遲解放法國，轉而進攻北非，尤其是這次行動不讓法華人參加。要知道，登陸非洲的“火炬”行動，針對的是法屬殖民地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這其中有法國的利益。
作為法華人的戴高樂和他的戰鬥法國軍隊，被“晾”在了一邊，這分明是拿人耍著玩。他感到被愚弄，並忍受著莫大的屈辱，再一次看清了英、美兩國“善意”背後的虛偽。他為此與丘吉爾進行了一次激烈地爭吵，也於事無補。
英、美兩國領導人揹著戴高樂這麼幹，無非是對維希政府抱以幻想，希望在北非戰鬥中，既可以順利登陸，又可以趁機奪取法國在非洲的利益。有戴高樂在，他們的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實力不行，永遠是大國手中的棋子，任人擺弄。
今天，是中國第二艘航母“山東”號正式列裝部隊。這個振奮的訊息，不僅預示著中國實力的逐漸強大，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同時，也警示人們，一個國家既要有經濟實力，更要有軍事實力，否則只會任人宰割，毫無尊嚴可言。
不管怎麼說，戴高樂整合並統一法國抵抗組織，還是具有前瞻性的。事實也證明，他這麼做是對的。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
大多數人都知道戴高樂作為法國投降後不屈的象徵，在異國他鄉堅持抗戰，贏得了人們的尊重，但很少有人知道，所謂的西方社會卻一度無視他的存在，甚至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儘管如此，不妥協的戴高樂依舊招兵買馬，自由法國運動初見規模。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儘管戴高樂得到了斯大林的承認和支援，但並沒有完全改變美、英等國對“自由法國”的輕視。他明白，現在最需要做的是，讓全體法華人認同自由法國運動，沒有國內抵抗運動的支援，很難躋身於大國行列。
散亂的法國地下組織，需要有人出來統一領導。法國投降後，不願做“亡國奴”的地下抵抗組織應運而生。在城市、山村都有他們戰鬥的“痕跡”，他們不願見到德國與維希政府“狼狽為奸”，更不願看到國破家亡。於是，自發地形成一個個地下抵抗組織、游擊隊，但散而亂，不成規模。
首先，在德國控制的法國北方，抵抗組織更具戰鬥性。游擊隊要時刻面對德國秘密警察的圍堵，再加上“法奸”盛行，該地區的地下活動顯得更加嚴峻和殘酷。常常是一名德軍士兵死亡，德國作為報復，就會有10名法華人為之送命。
然而，隨時都有可能“冒出來”的游擊隊，為了“建功立業”，都會將德國士兵作為攻擊目標，致使法國民眾成為“替罪羊”，反而讓德佔區的人們，十分反感“游擊隊”沒有章法的亂來，甚至不支援他們的行動。
其次，抵抗組織在貝當政府控制的南方，相對好些，湧現出許多“戰鬥”、“陣線”、“解放”等組織。組織成員有工人、農民、教授等等，他們彼此之間並不相互聯絡，對敵作戰的盲目性、隨意性很大，這些組織的“生命力”不強。
更加顯著的特點是，儘管這些組織都仇恨德華人和“法奸”， 但其內部非常的複雜和混亂。在德軍和維希政府的打壓下，有的轉移大山，轉入地下，繼而解散、消失。等過一段時間，又一批抵抗組織或游擊隊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出現這樣的局面，其實都歸咎於沒有統一的領導。戴高樂也清楚自己在異國他鄉“打拼”一年，建立了具有一定規模軍隊的抵抗政府，但國內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他認為，統一領導國內的抵抗運動，是擴大其影響力和知名度最有效的方法。
戴高樂統一全國抵抗力量，更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其實，戴高樂隻身前往倫敦建立自由法國運動時，並沒有完全重視國內的抵抗運動，從某種角度講，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與國內取得聯絡。現如今，自由法國運動在海外初具規模，也就有了條件和精力，來整合全國的抵抗力量，而且更具優勢。
一是，地理上的隔絕，反而更有說服力。國內抵抗組織之間的矛盾很多，各有各行動方針和組織原則，彼此不服。而遠在海外的戴高樂與他們沒有太多的“利益”關係，又是英國、蘇聯承認的一級政府，他們更願意聽從自由法國的領導。
二是，可以為他們提供武器和經費。國內的鬥爭之所以艱苦，除了對手的殘酷鎮壓外，缺少武器和經費是困惑抵抗組織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原因。而戴高樂可以依託英、美兩國來支援國內的抵抗鬥爭。也就是說，跟著戴高樂，能獲得盟軍的支援。
更重要的是，戴高樂可以提供專業化、統一化的鬥爭模式。國內的抵抗鬥爭基本是單打獨鬥的模式，沒有太多的對敵鬥爭經驗，而戴高樂可以提供專業化的培訓，在電臺、爆破、破壞等方面，可以幫助培訓或選派人員潛回國內。
這些優勢，讓“自由法國”在國內迅速成為各地下組織和游擊隊，趨之若鶩的物件。在他們看來，能和戴高樂聯絡上，不僅能獲得空投的裝備和經費，擴大組織規模，而且作為“名正言順”的一級組織，可以在其他組織面前，更有優越感。
透過積極運作，國內的地下組織和游擊隊，紛紛主動與戴高樂取得聯絡。在“自由法國”成立兩週年時，法國境內的地下抵抗力量得到了統一指揮。更讓他高興的是，“戴高樂”成為法華人熟知的名字和崇拜的英雄，也更堅定他必勝的信心。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美、英兩國對戴高樂的態度發生了改變。1942年7月，戴高樂的自由法國軍隊已達到7萬人，國內的鬥爭形勢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各條戰線上進行著不屈的鬥爭，法華人做出了重大犧牲。為此，戴高樂決定將“自由法國”改為“戰鬥法國”，以紀念這場難忘的戰爭。
隨之而來的美國和英國示好，讓戴高樂頗感意外。美國宣稱將會給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提供軍事幫助，英國發表宣告將擴大英、法兩國的合作範圍，甚至在法國國慶節這一天，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參加了閱兵式，並宣稱：“法蘭西從未離開過戰場”。
其實，這突如其來的“友好”是有目的的。原來，應蘇聯的強烈要求，盟軍準備在1942年開闢第二戰場，換句話說，就是準備在法國登陸，這需要法國內部的支援，比如情報收集、配合作戰等等，而戴高樂的地下抵抗組織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
戴高樂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既可以借用盟軍優勢發展和壯大自己的實力，又能將“戰鬥法國”與大國平起平坐，這是擴大影響力的最佳途徑。然而，讓他憤怒的是，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行動，居然對他保密。
就在他憧憬解放法國的時候，丘吉爾為了利益，放棄歐洲登陸，推遲解放法國，轉而進攻北非，尤其是這次行動不讓法華人參加。要知道，登陸非洲的“火炬”行動，針對的是法屬殖民地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這其中有法國的利益。
作為法華人的戴高樂和他的戰鬥法國軍隊，被“晾”在了一邊，這分明是拿人耍著玩。他感到被愚弄，並忍受著莫大的屈辱，再一次看清了英、美兩國“善意”背後的虛偽。他為此與丘吉爾進行了一次激烈地爭吵，也於事無補。
英、美兩國領導人揹著戴高樂這麼幹，無非是對維希政府抱以幻想，希望在北非戰鬥中，既可以順利登陸，又可以趁機奪取法國在非洲的利益。有戴高樂在，他們的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實力不行，永遠是大國手中的棋子，任人擺弄。
今天，是中國第二艘航母“山東”號正式列裝部隊。這個振奮的訊息，不僅預示著中國實力的逐漸強大，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同時，也警示人們，一個國家既要有經濟實力，更要有軍事實力，否則只會任人宰割，毫無尊嚴可言。
不管怎麼說，戴高樂整合並統一法國抵抗組織，還是具有前瞻性的。事實也證明，他這麼做是對的。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