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在官渡戰敗（建安五年秋，公元200年）後又活了兩年，方才去世（建安七年夏，公元202年）。再這兩年間，袁紹大體上處於鬱悶生病的身體狀態，除了平定了些許冀州地區的叛亂以外，再無任何軍政上的作為。

由於在官渡之戰中，袁紹方面不僅損失了顏良、文丑、張頜、高覽等中高階將官，而且折損了大量兵力與糧草，所以袁紹在其人生的最後兩年除了平定領內叛亂以外毫無作為，倒也可以理解，畢竟袁氏集團戰敗後的實力雖然不再能南向爭天下，用來割據自保、休養生息還是足夠的，哪怕暫且與曹操“劃河而治”，也能利用四五年的時間，憑藉當時河北地區的富庶，東山再起。

奈何袁紹本人無法走出官渡戰敗的陰影，四十多歲便早早抑鬱而亡，使得袁氏集團被袁譚與袁尚的紛爭，徹底拖垮，並被曹操趁虛而入。所以，如果說袁紹在官渡戰敗後有什麼過失的話，便是沒能阻止袁氏集團分裂為袁譚、袁尚兩派。

如果袁紹本人能夠早早走出官渡戰敗的心理陰影，從而避免心理鬱結導致的中年去世，那麼袁譚與袁尚的分裂就不會立馬搬到檯面上，袁紹帳下謀士也至少會看老主子的面子，兩派之間也不會到你死我活的境地，袁氏集團整體便有重新整合冀州、青州、幽州、幷州四州之力的可能。

奈何袁紹外寬內忌、器量狹小，這一點從他戰敗後立馬斬殺田豐便能看出來，這也是袁紹根本就不可能走出戰敗陰影的性格方面的決定性因素。所以，袁紹因為心裡鬱結而早早病故，便不可避免。

那麼，袁紹有沒有可能利用他人生的最後兩年把袁譚、袁尚的關係調整好，讓他們和衷共濟呢？顯然，也是來不及了。畢竟，袁紹本人就外寬內忌、器量狹小，怎麼可能給兒子們做好表率，袁紹的個性顯然也會影響袁譚、袁尚，使得他們不可能懂得兄友弟恭之理。何況，袁紹溺愛三兒子袁尚並非一朝一夕，袁譚被冷落也絕非一日之寒，短短兩年的時間，袁紹自己還深陷戰敗陰影不能自拔，哪裡還顧得上調和兩個兒子的矛盾？

綜上，袁紹在其生命的最後兩年間，只能被動承受著他這一生外寬內忌、器量狹小所帶來的惡果，毫無任何心力、體力去解決袁氏集團內部已經惡化的各種問題，而這些亂如麻的種種問題，或許也加重了官渡戰敗後袁紹本人的心病，造成了他的中年病故。

他相當於誘敵深入時得傳染病而死亡，諸葛亮七擒5縱時被蚊子叮了死亡，歷史就說是孟獲讓諸葛亮死亡了，雲南獨立了。吐血是某種傳染病而已，戰略本身沒有問題，類似劉表是沒有打突然病逝，他只不過是去打仗得傳染病死亡，死亡時間不對，接班人沒有做好

袁紹在官渡之戰吃了敗仗後，逃回冀州，乾的第一件事，不是反思失敗的原因，而是殺掉謀士田豐。

當初田豐與袁紹意義相左，被抓起來投入監獄。據說曹操得知田豐沒有跟隨袁紹出征，便大喜說道：“袁紹這回肯定要失敗。”官渡大戰後，曹操又說：“倘若袁紹一開始便用田豐之謀，勝負之局難料。”

在一些投機分子看來，這下袁紹一定會重用田豐，於是他們紛紛跑到獄中看望田豐，祝賀道：“您一定會高升的。”田豐苦笑道：“袁紹表面上寬厚，實則猜忌心極重。他不能體諒我的一片忠心，卻認為我屢屢冒犯他。倘若他得勝而歸，心情舒暢，或許還會放我一條生路。如今戰敗回來，滿心恚憤，猜忌心更強，我恐怕是活不成了。”

果然不出田豐所料。袁紹回到冀州後，很快傳來七萬名將士被集體坑殺的訊息，僥倖逃回計程車卒們都錘胸頓足，淚眼汪汪地說：“若是田豐在軍中，我們肯定不會輸得這麼慘。”這些話傳到袁紹耳中，他聽起來覺得相當刺耳。他對手下大將逢紀說：“冀州百姓聽說我軍打了敗仗，都同情我。只有別駕田豐與眾人不同，他曾勸諫、阻止我攻打曹操，想起這個，我就感到慚愧。”

袁紹感到慚愧了。

按理說，覺得慚愧，就應該認錯吧。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認錯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反而彰顯胸襟。袁紹是慚愧了，但他不認錯；非但不認錯，甚至殺了田豐。逢紀故意說田豐壞話：“田豐聽說將軍你敗北的訊息，拍手大笑，自以為有先見之明。”袁紹咬牙切齒地說：“我不聽田豐的話，現在他果然嘲笑我了。”遂派人前往獄中，把田豐處死。

田豐之死，完全暴露出袁紹的真實面目，他就是一個心胸狹窄、妒賢忌能之人，與曹操所作所為簡直判若兩人。這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曹操能聚集許多謀士，由弱而強，而袁紹最終卻自毀長城，由盛而衰。沮授與田豐是袁紹麾下最有才華的謀臣，論其本領，原不在荀攸、郭嘉、賈詡之下，可惜跟錯人了，都落得個淒涼的下場，徒令人扼腕而嘆。

打敗袁紹後，曹操打算徵荊州。荀彧認為要痛打落水狗，不能讓袁紹有喘息之機。於是曹操調轉馬頭，又殺向袁紹，在倉亭（山東東阿）與袁軍對峙。

這一次，袁紹又戰敗了。

對於一個好面子的人來說，接二連三的蒙羞，這簡直比死還難受。他本來應該知道，沒有如果，只有因果。他的對手曹操犯的錯比誰都多，卻從不怕認錯，所以不斷進步著，而他刻意維繫“偉光正”與“高大上”的形象，容不得他人的指摘。他本應該痛定思痛，洗心革面，以圖東山再起，然而他卻惶恐於世人鄙夷的眼光，終於陷入不可自拔的頹廢之中。

建安七年（202年）五月，也就是官渡之戰後一年半，袁紹在病榻之上吐血而亡。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這樣評價袁紹：“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又說：“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把他最終出局的原因歸於性格上的短板：矜愎自高，短於從善。

性格決定命運，果不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