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一旦被扯下了遮羞布，往往就會破罐子破摔，做人做事就變得沒有下限；

所謂統治階級，其實就是一批人，一批人做起事情來比一個人做事更加肆無忌憚。

靖康之變，金國軍隊南下擄走了宋朝的兩個皇帝和一大批皇室宗親還有高官，讓一大批人患上了“金國恐懼症”，也可以理解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對金國由恨變成不敢恨，慢慢的由恨生愛！

因為朝廷內部沒有主戰派為領導核心，過於聽信童貫等聯金滅遼的軍事路線，忘記了唇亡齒寒的道理，一損俱損，什麼樣的領導就有什麼樣的下屬，把大好河山搞得烏煙瘴氣，民怨沸騰，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不計其數的達到歷史之最，民心不穩，大廈將傾

這個和北宋的國策大有關係。

宋太祖趙匡胤是靠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獲得帝位的，所以登基後用“杯酒釋兵權”等方式大大削弱了武將的地位和權力，提高文臣地位，以文治國。

無論宋太祖，還是以後的歷代宋朝皇帝，對武將的猜忌和防範之心一直很強，甚至出兵打仗前都要皇帝親自制定作戰方法，讓文臣去前線宣讀與指揮，武將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不可以自己隨意更改作戰策略。這樣怎麼能打戰。

所以北宋對外戰爭一直是處於弱勢的。但是北宋社會經濟有空前的繁榮，這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統治者上位文明人的想法。對於遼國這些野蠻人不就要錢要糧嗎，我們有給就行了，只要我們自己能過的安逸，有滋有潤就好。

長此以往，統治者不思進取，為了自己的統治穩定，對武將的控制到了極致。只要統治者自己能活著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