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法國政府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並與德國談判停戰。不甘屈服的戴高樂隻身一人逃往英國，要麼凱旋而歸、名垂青史；要麼頭破血流、臭名遠揚。如果先前還有些動搖的話，現在的他，決定破釜沉舟地為法國而戰。
初到英國的戴高樂，可以說是勢單力薄。不過，他成為唯一公開譴責並抵制投降的法國將軍，這與主戰的丘吉爾算是“志同道合”的戰友。沒成想，英華人似乎並沒有把他看在眼裡，甚至處處節制，戴高樂為此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
軍人以服從上級命令為天職。現如今在大是大非面前，戴高樂感覺自己身上的擔子一下子沉重許多，他不僅要有軍人一般的鬥志，更要有帶領法國民眾反對投降、爭取國家獨立的政治決策。當然，他不願過“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日子。
戴高樂見到丘吉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允許用英國的BBC廣播電臺向法華人發出號召，反對投降的貝當政府，與他一起並肩戰鬥。丘吉爾同意他的要求，但遭到英國戰時內閣的反對，理由是英國還沒有與貝當政府完全斷絕關係，不合時宜。
按理說，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丘吉爾看來，這件事必須抓緊做。首先，派代表團與貝當政府商量共同抵抗德國。實在不行，就爭取一些部長級人物到倫敦，建立流亡政府。播發“6.18召喚”，顯示英國支援抵抗的態度，有呼應的策略要求。
其次，爭取法軍飛機到英國來。法國投降後，其空軍還留有大量的戰機，透過戴高樂的講話，這些飛機可以召喚過來，並參加保衛英國的戰鬥。因為英倫三島將是德國的下一個目標，面對德軍威脅，戰機是保衛本土的最佳武器。
更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貝當政府投降，不代表其海外殖民地也會選擇投降，尤其是北非的法屬殖民地，控制著地中海地區英國 “路上生命交通線”，必須將這些儘量掌握在英華人手裡，那麼戴高樂的“6.18召喚”就顯得尤為重要。
說白了，丘吉爾為了英國的利益，利用戴高樂爭取更多的好處。在他看來，“魚與熊掌都要兼得”。這一天，戴高樂全身戎裝走進BBC的播音室，宣讀了《告法華人民書》，向不願當“亡國奴”的法國民眾發出了召喚：到英國來，參加戰鬥。
其實，戴高樂的“6.18”召喚並沒有引起法華人太多的關注和轟動，大多人都在忙著躲避戰火。而且，許多城市停電，根本無法收聽廣播，只有少數的民眾得知這個訊息。可笑的是，倒是貝當政府幫了戴高樂的“大忙”。
原來，魏剛等人從廣播裡得知戴高樂的“6.18”召喚，十分氣憤和慌亂。第二天，貝當政府宣佈他不再是法國政府成員，並電令他立即回國。戴高樂回信稱，法國取消同德國簽訂停戰協議，他可以在24小時內回國，但這封信猶如石沉大海。
接著，貝當政府又缺席審判戴高樂為死刑犯。一時間，法華人都清楚地知道，在海峽的另一邊還有人在繼續戰鬥。他們紛紛響應，工人、農民、軍人來到倫敦，加入抵抗組織。此時，英國也徹底與貝當政府劃清界限，承認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
但倔強的戴高樂始終奉行獨立政策，不願依附於丘吉爾，包括成立軍隊，都是法華人自己的事情，不允許英華人插手。說白了，“借雞生蛋”可以，讓孵出的“小雞”跟著母雞走是不行的。兩人關係時好時壞，甚至面臨“撕破臉”的邊緣。
在丘吉爾看來，僅僅只有英國承認的“自由法國運動”，戴高樂卻依然表露出趾高氣昂、自由、傲慢的大國風範，儼然就是國與國的交往態度，這讓他既氣憤又欽佩。於是，開始處處限制戴高樂的“胡作非為”，不許隨意擴軍。
戴高樂到法國軍營去遊說，被阻擋在門外，從挪威撤往英國的法國軍艦被無故扣留，稱其為不合法。這麼做無非就是表明，撤往英國的法軍是為英華人效勞的，不是歸戴高樂管理。然而，事實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志願者投靠戴高樂。
經過努力，戴高樂的自由法國軍隊已初具規模，包括海陸空在內自由戰士已達幾千人，但還算不上是一個政府，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唯一承認的英國卻處處“刁難”，並不把他當成一個國家領袖對待。他決定擁有自己的“國家”。
法國作為老牌的殖民國家，在海外擁有大量的殖民地。法國投降後，有些殖民地並不願意接受德國和貝當政府的控制，而且那裡是最合適的後方基地，以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和英華人“平起平坐”的資本。
6月24日，就在貝當的維希政府正式與德國，簽署投降協議的第二天，戴高樂就向法屬殖民地的總督、駐軍司令發出號召，要求他們參加“自由法國運動”。他不僅派得力的助手到各殖民地去宣傳，甚至是親自前往遊說。
功夫不負有心人。包括喀麥隆、剛果和查德在內的赤道非洲小國，都投向了“自由法國”。當然，阿爾及爾、突尼西亞等主要殖民地都歸順了維希政府。不管怎麼說，戴高樂現在擁有了“自己的領土”和軍隊，此時的他對前景充滿著樂觀情緒。
更讓他高興的是，戴高樂代表“新政府”與英國簽署協議，規定在英國的自由法國軍隊不屬於外籍兵團，擁有自己的國別和獨立性。為了顯示“自由法國”的實力，戴高樂將目光投向了非洲重要的港口達喀爾，由於輕敵，結果大敗而歸。
達喀爾一戰，丘吉爾也對戴高樂的指揮能力很失望。但讓他憤怒的是，遠征軍失利後，英國的艦隊回來了，而戴高樂和“自由法國”的小艦隊，則到達非洲土倫港不回了。這讓他覺得戴高樂有些“背信棄義”，決定另選他人，取而代之。
丘吉爾考慮用喬治·卡特魯將軍取代戴高樂。他認為，卡特魯是戴高樂“自由法國”運動時，率先呼應的法屬印支總督，軍銜為法軍五星上將，是自由法國軍隊中軍銜最高的將領。論名望和勢力，都是取代戴高樂最合適的人選。
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卡特魯斷然拒絕。原來，早在一戰期間，卡特魯與戴高樂都是德國的戰俘，儘管兩人多次密謀“越獄”失敗，但早已是戰友加獄友的關係。這也是戴高樂樹立抵抗大旗，卡特魯立刻響應的原因。豈是丘吉爾能挑撥開的？
戴高樂憑藉不屈服的精神，終於在“異國他鄉”站穩了腳跟，更是以獨立自主的態度，沒有給英華人任何可利用的機會。對丘吉爾來說，雖談不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戴高樂處處為著法國利益，絲毫不讓步，也確實讓他欽佩不已。
作為軍人，深知戰友情的深厚。卡特魯的做法，對戰友們來說，不難理解。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
1940年6月，法國政府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並與德國談判停戰。不甘屈服的戴高樂隻身一人逃往英國，要麼凱旋而歸、名垂青史；要麼頭破血流、臭名遠揚。如果先前還有些動搖的話，現在的他，決定破釜沉舟地為法國而戰。
初到英國的戴高樂，可以說是勢單力薄。不過，他成為唯一公開譴責並抵制投降的法國將軍，這與主戰的丘吉爾算是“志同道合”的戰友。沒成想，英華人似乎並沒有把他看在眼裡，甚至處處節制，戴高樂為此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
從軍人到政治家，“6.18召喚”艱難出臺。軍人以服從上級命令為天職。現如今在大是大非面前，戴高樂感覺自己身上的擔子一下子沉重許多，他不僅要有軍人一般的鬥志，更要有帶領法國民眾反對投降、爭取國家獨立的政治決策。當然，他不願過“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日子。
戴高樂見到丘吉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允許用英國的BBC廣播電臺向法華人發出號召，反對投降的貝當政府，與他一起並肩戰鬥。丘吉爾同意他的要求，但遭到英國戰時內閣的反對，理由是英國還沒有與貝當政府完全斷絕關係，不合時宜。
按理說，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丘吉爾看來，這件事必須抓緊做。首先，派代表團與貝當政府商量共同抵抗德國。實在不行，就爭取一些部長級人物到倫敦，建立流亡政府。播發“6.18召喚”，顯示英國支援抵抗的態度，有呼應的策略要求。
其次，爭取法軍飛機到英國來。法國投降後，其空軍還留有大量的戰機，透過戴高樂的講話，這些飛機可以召喚過來，並參加保衛英國的戰鬥。因為英倫三島將是德國的下一個目標，面對德軍威脅，戰機是保衛本土的最佳武器。
更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貝當政府投降，不代表其海外殖民地也會選擇投降，尤其是北非的法屬殖民地，控制著地中海地區英國 “路上生命交通線”，必須將這些儘量掌握在英華人手裡，那麼戴高樂的“6.18召喚”就顯得尤為重要。
說白了，丘吉爾為了英國的利益，利用戴高樂爭取更多的好處。在他看來，“魚與熊掌都要兼得”。這一天，戴高樂全身戎裝走進BBC的播音室，宣讀了《告法華人民書》，向不願當“亡國奴”的法國民眾發出了召喚：到英國來，參加戰鬥。
組建“自由法國”軍隊，遭到種種限制。其實，戴高樂的“6.18”召喚並沒有引起法華人太多的關注和轟動，大多人都在忙著躲避戰火。而且，許多城市停電，根本無法收聽廣播，只有少數的民眾得知這個訊息。可笑的是，倒是貝當政府幫了戴高樂的“大忙”。
原來，魏剛等人從廣播裡得知戴高樂的“6.18”召喚，十分氣憤和慌亂。第二天，貝當政府宣佈他不再是法國政府成員，並電令他立即回國。戴高樂回信稱，法國取消同德國簽訂停戰協議，他可以在24小時內回國，但這封信猶如石沉大海。
接著，貝當政府又缺席審判戴高樂為死刑犯。一時間，法華人都清楚地知道，在海峽的另一邊還有人在繼續戰鬥。他們紛紛響應，工人、農民、軍人來到倫敦，加入抵抗組織。此時，英國也徹底與貝當政府劃清界限，承認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運動”。
但倔強的戴高樂始終奉行獨立政策，不願依附於丘吉爾，包括成立軍隊，都是法華人自己的事情，不允許英華人插手。說白了，“借雞生蛋”可以，讓孵出的“小雞”跟著母雞走是不行的。兩人關係時好時壞，甚至面臨“撕破臉”的邊緣。
在丘吉爾看來，僅僅只有英國承認的“自由法國運動”，戴高樂卻依然表露出趾高氣昂、自由、傲慢的大國風範，儼然就是國與國的交往態度，這讓他既氣憤又欽佩。於是，開始處處限制戴高樂的“胡作非為”，不許隨意擴軍。
戴高樂到法國軍營去遊說，被阻擋在門外，從挪威撤往英國的法國軍艦被無故扣留，稱其為不合法。這麼做無非就是表明，撤往英國的法軍是為英華人效勞的，不是歸戴高樂管理。然而，事實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志願者投靠戴高樂。
擁有自己的“國家”，不向丘吉爾低頭。經過努力，戴高樂的自由法國軍隊已初具規模，包括海陸空在內自由戰士已達幾千人，但還算不上是一個政府，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唯一承認的英國卻處處“刁難”，並不把他當成一個國家領袖對待。他決定擁有自己的“國家”。
法國作為老牌的殖民國家，在海外擁有大量的殖民地。法國投降後，有些殖民地並不願意接受德國和貝當政府的控制，而且那裡是最合適的後方基地，以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也是和英華人“平起平坐”的資本。
6月24日，就在貝當的維希政府正式與德國，簽署投降協議的第二天，戴高樂就向法屬殖民地的總督、駐軍司令發出號召，要求他們參加“自由法國運動”。他不僅派得力的助手到各殖民地去宣傳，甚至是親自前往遊說。
功夫不負有心人。包括喀麥隆、剛果和查德在內的赤道非洲小國，都投向了“自由法國”。當然，阿爾及爾、突尼西亞等主要殖民地都歸順了維希政府。不管怎麼說，戴高樂現在擁有了“自己的領土”和軍隊，此時的他對前景充滿著樂觀情緒。
更讓他高興的是，戴高樂代表“新政府”與英國簽署協議，規定在英國的自由法國軍隊不屬於外籍兵團，擁有自己的國別和獨立性。為了顯示“自由法國”的實力，戴高樂將目光投向了非洲重要的港口達喀爾，由於輕敵，結果大敗而歸。
達喀爾一戰，丘吉爾也對戴高樂的指揮能力很失望。但讓他憤怒的是，遠征軍失利後，英國的艦隊回來了，而戴高樂和“自由法國”的小艦隊，則到達非洲土倫港不回了。這讓他覺得戴高樂有些“背信棄義”，決定另選他人，取而代之。
丘吉爾考慮用喬治·卡特魯將軍取代戴高樂。他認為，卡特魯是戴高樂“自由法國”運動時，率先呼應的法屬印支總督，軍銜為法軍五星上將，是自由法國軍隊中軍銜最高的將領。論名望和勢力，都是取代戴高樂最合適的人選。
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卡特魯斷然拒絕。原來，早在一戰期間，卡特魯與戴高樂都是德國的戰俘，儘管兩人多次密謀“越獄”失敗，但早已是戰友加獄友的關係。這也是戴高樂樹立抵抗大旗，卡特魯立刻響應的原因。豈是丘吉爾能挑撥開的？
戴高樂憑藉不屈服的精神，終於在“異國他鄉”站穩了腳跟，更是以獨立自主的態度，沒有給英華人任何可利用的機會。對丘吉爾來說，雖談不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戴高樂處處為著法國利益，絲毫不讓步，也確實讓他欽佩不已。
作為軍人，深知戰友情的深厚。卡特魯的做法，對戰友們來說，不難理解。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戴高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