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歷史史上御史臺是有些變化的，西漢時，中央設御史大夫為主官，御史中丞為副官，兼掌皇帝機要秘書和中央監察之職。漢武帝時，在中央政府，丞相府設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朝官如諫大夫加官給事中，皆有監察劾舉之權。西漢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臺，由御史中丞主管監察事務。東漢時，御史臺稱憲臺，仍以御史中丞為長官，此時御史臺又轉屬少府，但仍是最高的監察機關，權力不但沒有變小，反而更大了，它與尚書檯、謁者臺（掌管宮廷傳達）同稱“三臺”。
第二，唐初，中央設御史臺，主官為御史大夫，正三品；輔佐官為兩名御史中丞，正四品。中宗之後，設左右御史臺，下設三院：臺院、殿院和察院。宋朝時期，中央監察制度基本沿襲唐制，御史臺仍設“三院”（臺院、殿院、察院），但宋朝明確規定御史有“聞風奏事”之權，每月須上奏一次，稱“月課”；更有甚者，規定御史上任後百日必須“彈人”，否則將被罷黜為外官或受罰俸處分，名為“辱臺錢”，這很荒唐，硬攤派指標，便是鼓勵御史濫用職權。宋朝的御史權力極大，可直接彈劾宰相，並有勸諫之責。
第三，元代中央政府仍設御史臺，但有兩個特點與宋不同，一是御史大夫品職高，從一品，而且，“非國姓（蒙古貴族）不以授”（參看《元史·太平傳》）；二是在江南和陝西特設“行御史臺”，其組織結構與中央御史臺同，系中央御史臺的派出機關。
第四，東漢初，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積極採取政治措施，從中央政體的設定上提高皇權的專制程度。其一，劉秀將權力從“三公”手裡移走，移到了“臺閣”了，即尚書檯；其二，劉秀提高了“尚書”的職權，將原本尚書府提升為“尚書檯”，尚書檯的官員直接聽命於皇帝，有很大的權力。其三，尚書檯的官員由官階低的官員擔任，這對於皇帝來說，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便於控制，不會因為官階高而對皇帝形成威脅。後來，尚書檯由宦官掌控，把持朝政，不僅僅具有行政功能，而且有監察功能，達到了很離譜的監督朝臣的作用，尚書檯成了專權的舞臺，宦官和外戚都想掌控尚書檯。尚書檯的設定，強化了皇權專制，抑制了相權，弱化“三公”，但卻讓宦官有了可乘之機，成了宦官專權擅政的平臺，實質上，東漢尚書檯的設定最終起了非常大的消極作用，對東漢朝政的穩定和發展危害不小。
第一，歷史史上御史臺是有些變化的，西漢時，中央設御史大夫為主官，御史中丞為副官，兼掌皇帝機要秘書和中央監察之職。漢武帝時，在中央政府，丞相府設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朝官如諫大夫加官給事中，皆有監察劾舉之權。西漢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臺，由御史中丞主管監察事務。東漢時，御史臺稱憲臺，仍以御史中丞為長官，此時御史臺又轉屬少府，但仍是最高的監察機關，權力不但沒有變小，反而更大了，它與尚書檯、謁者臺（掌管宮廷傳達）同稱“三臺”。
第二，唐初，中央設御史臺，主官為御史大夫，正三品；輔佐官為兩名御史中丞，正四品。中宗之後，設左右御史臺，下設三院：臺院、殿院和察院。宋朝時期，中央監察制度基本沿襲唐制，御史臺仍設“三院”（臺院、殿院、察院），但宋朝明確規定御史有“聞風奏事”之權，每月須上奏一次，稱“月課”；更有甚者，規定御史上任後百日必須“彈人”，否則將被罷黜為外官或受罰俸處分，名為“辱臺錢”，這很荒唐，硬攤派指標，便是鼓勵御史濫用職權。宋朝的御史權力極大，可直接彈劾宰相，並有勸諫之責。
第三，元代中央政府仍設御史臺，但有兩個特點與宋不同，一是御史大夫品職高，從一品，而且，“非國姓（蒙古貴族）不以授”（參看《元史·太平傳》）；二是在江南和陝西特設“行御史臺”，其組織結構與中央御史臺同，系中央御史臺的派出機關。
第四，東漢初，光武帝劉秀為了鞏固和強化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積極採取政治措施，從中央政體的設定上提高皇權的專制程度。其一，劉秀將權力從“三公”手裡移走，移到了“臺閣”了，即尚書檯；其二，劉秀提高了“尚書”的職權，將原本尚書府提升為“尚書檯”，尚書檯的官員直接聽命於皇帝，有很大的權力。其三，尚書檯的官員由官階低的官員擔任，這對於皇帝來說，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便於控制，不會因為官階高而對皇帝形成威脅。後來，尚書檯由宦官掌控，把持朝政，不僅僅具有行政功能，而且有監察功能，達到了很離譜的監督朝臣的作用，尚書檯成了專權的舞臺，宦官和外戚都想掌控尚書檯。尚書檯的設定，強化了皇權專制，抑制了相權，弱化“三公”，但卻讓宦官有了可乘之機，成了宦官專權擅政的平臺，實質上，東漢尚書檯的設定最終起了非常大的消極作用，對東漢朝政的穩定和發展危害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