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莊子和名學家惠施在濠水岸邊散步。莊子隨口說道：“你看河裡那些舒鰭擺尾輕鬆遨遊的魚，比我們人還要快樂呢！”好鬥而愛挑剔語言和思維錯誤的惠施說：“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莊子也開玩笑地反唇相譏：“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惠施見莊子想回避問題，不肯輕易放棄，乘勢追擊道：“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魚，所以也不知道魚——我的邏輯無懈可擊吧！”莊子不甘於服輸，強辯道：“請你回到談話的開頭——你問我：‘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你這麼問，說明你已經承認我知道魚的快樂，所以才會問我怎麼知道的。可見，你再說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就違反了你的所謂邏輯。告訴你，我是在濠水岸邊，知道魚是快樂的。”
莊子與惠施是終生的好友，兩人思維方式完全不同，但卻棋逢對手。惠施死後，莊子哀嘆“我再也找不到對話者了”。這段公案十分著名，由於是莊子或其弟子記錄的，表面上看似乎莊子在辯論中勝利了，事實上莊子完全是強詞奪理，他的邏輯破綻百出。莊子曾批評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學家公孫龍的堅白同異論、白馬非馬論“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至少在這場影響深遠的辯論中，他對公孫龍的批評完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而且，“勝人之口”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他把惠施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而是因為這段故事是由他或他的弟子記述的，他們運用“話語權”讓莊子說了最後一句，至於惠施接下來還說了什麼，後人就不得而知了。這就如同街頭相罵者一樣，“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韓非），誰說最後一句話，誰就算勝者，所以街頭相罵者往往已經辭窮，但還是翻來覆去地重複濫調，沒人肯率先閉嘴。我相信如果這一事件由惠施或其弟子來寫，情形就會完全不同。但是即便從莊子自我偏袒的記述來看，莊子也根本沒有勝利。
惠施以名學家的敏銳，從莊子的一句隨意的感嘆中提煉出了一個需要證明的命題：“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並要求莊子作出證明。這個命題應該說是有相當意義的：人如何認識世界，人對世界的判斷怎樣才能與客觀世界的真實情況相符，而不僅僅是主觀想象？如果其認知符合客觀真實，那麼又如何證明，以便讓更多的人心悅誠服地分享這一關於客觀世界的真實知識？
然而天才詩人莊子根本無法回答這個最基本的科學和哲學問題，他的傑出思想中從來就沒有科學的成分，他不僅自己從來不作邏輯研究，並且終生以自己反科學的巨大天才反對邏輯研究。如果說他的某些深刻思想自然地合於邏輯，那僅僅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暗合。因為所謂邏輯畢竟不是憑空而來，邏輯本身就是從人類的正常思維中提煉出來再加以高度形式化的思維法則，所以通常的思維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是會暗合於邏輯的。但未經邏輯訓練的頭腦一旦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科學難題，幾乎必然地會不自覺地違反邏輯法則而陷入詭辯，就像莊子此處所做的那樣。
首先莊子沒有按照“學術規範”用陳述句來正面回答惠施的命題（這真是萬分遺憾，因為這很可能是中國科學發軔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最後機會，可惜莊子讓它失之交臂了），而是以受到質疑的街頭吵架者的口吻，使用了很不友好而且非科學的反問句：“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
實際上，惠施既沒有否定魚是快樂的，也沒有肯定魚是不快樂的。他只是以哲學和科學的態度假設：“魚是快樂的”這一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但需要證明。在未經證明之前，這只是一個猜想和假設。所以惠施的話可以轉換成更科學的語言：你不是魚，你猜想和假設魚是快樂的，怎麼證明？惠施問的“你怎麼知道”，就是“你怎麼證明（你的猜想和假設）”。惠施根本沒有斷定說：“你不知道魚是快樂的，你說魚是快樂的是錯誤的。”如果是這樣，那麼惠施就必須對這一命題加以證明。
但莊子卻偷換了惠施的命題蘊涵，他說：“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意思是：“你不是我，有什麼權利剝奪我猜想‘魚是快樂的’的權利呢？”實際上，莊子強調的是詩人的想象權利——詩人的想象確實無須證明。要求詩人證明自己的想象，確實相當“煞風景”，像要求詩人為“月亮上面有嫦娥”這一想象提出證據那樣煞風景。而惠施把莊子的詩意想象當成了科學假設，這就使兩個人的對話變成了雙向的對牛彈琴。
然而如果莊子明確宣告所謂“魚之樂”只是詩人的想象，那麼惠施也就不會繼續對牛彈琴下去，莊子不肯承認這只是他的想象，非要堅持魚確實就是快樂的，非要堅持自己確實知道魚是快樂的，非要堅持任何判斷都無須證明。也就是說，莊子堅持用詩的想象，代替科學的判斷——此後的華人的格物致知大抵不出此範圍。惠施只好也把科學原則堅持到底：“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所以才要請你對自己怎麼猜想的加以證明）；你不是魚，當然也不知道魚是怎麼想的（所以你不能未加證明就聲稱知道魚在水中優遊時覺得快樂）。所以我的論證是完整的，我要求你對“魚是快樂的”加以證明，沒有任何過分之處。”
至此，莊子已經毫無退路，惠施把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惠施只要求莊子正面回答問題：你如何證明“魚是快樂的”符合客觀真實？
但這正是莊子完全陌生、根本不懂的科學思維，他要做“後息者勝”的人，必須再找出點什麼話來強詞奪理，他只好比剛才的混淆概念走得更遠——詭辯。但可笑的是他還擺出一副公允的想說服惠施的面目。事實上，除了“你不是魚”這一無須證明的事實，惠施從頭至尾沒有提出過任何一個命題，他的所有推論都是從莊子的“命題”中得出的合理推論，沒有絲毫邏輯錯誤。惠施根本沒有提出與莊子的命題相反的命題：魚是不快樂的；或相關命題，比如魚時而快樂，時而痛苦之類（否則他就會主動給出證明，這是所有名學家都能做到的，也正是先秦名學家比任何諸子都更富有科學精神的地方）。由於惠施沒有提出任何命題，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惠施需要被說服的問題。莊子的詭辯是這樣的：“你不要把水攪渾，還是回到開頭。你不是問我‘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嗎？只有在你已經承認我‘確實知道’的前提下，你才能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告訴你吧，我是在濠河岸邊，知道魚是快樂的。”
莊子就這樣非常無賴地以“在哪裡知道的”，答非所問地回答了惠施的“怎麼知道的”這個問題。一場本該極有意義的哲學和邏輯討論，變成了藝術想象對科學思維的嘲弄，變成了偷換概念對邏輯萌芽的捉弄。按莊子的荒謬邏輯，“怎麼知道的”這一科學追問，是不能問的——而華人此後確實再也沒有問過科學和哲學問題。正處於萌芽狀態的中國邏輯思想就這樣被莊子以藝術天才扼殺了。詩的文化戰勝了真的文化，中國成了詩與藝術的國度，而非哲學與科學的國度。
藝術家莊子和名學家惠施在濠水岸邊散步。莊子隨口說道：“你看河裡那些舒鰭擺尾輕鬆遨遊的魚，比我們人還要快樂呢！”好鬥而愛挑剔語言和思維錯誤的惠施說：“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莊子也開玩笑地反唇相譏：“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惠施見莊子想回避問題，不肯輕易放棄，乘勢追擊道：“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魚，所以也不知道魚——我的邏輯無懈可擊吧！”莊子不甘於服輸，強辯道：“請你回到談話的開頭——你問我：‘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你這麼問，說明你已經承認我知道魚的快樂，所以才會問我怎麼知道的。可見，你再說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就違反了你的所謂邏輯。告訴你，我是在濠水岸邊，知道魚是快樂的。”
莊子與惠施是終生的好友，兩人思維方式完全不同，但卻棋逢對手。惠施死後，莊子哀嘆“我再也找不到對話者了”。這段公案十分著名，由於是莊子或其弟子記錄的，表面上看似乎莊子在辯論中勝利了，事實上莊子完全是強詞奪理，他的邏輯破綻百出。莊子曾批評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學家公孫龍的堅白同異論、白馬非馬論“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至少在這場影響深遠的辯論中，他對公孫龍的批評完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而且，“勝人之口”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他把惠施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而是因為這段故事是由他或他的弟子記述的，他們運用“話語權”讓莊子說了最後一句，至於惠施接下來還說了什麼，後人就不得而知了。這就如同街頭相罵者一樣，“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韓非），誰說最後一句話，誰就算勝者，所以街頭相罵者往往已經辭窮，但還是翻來覆去地重複濫調，沒人肯率先閉嘴。我相信如果這一事件由惠施或其弟子來寫，情形就會完全不同。但是即便從莊子自我偏袒的記述來看，莊子也根本沒有勝利。
惠施以名學家的敏銳，從莊子的一句隨意的感嘆中提煉出了一個需要證明的命題：“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並要求莊子作出證明。這個命題應該說是有相當意義的：人如何認識世界，人對世界的判斷怎樣才能與客觀世界的真實情況相符，而不僅僅是主觀想象？如果其認知符合客觀真實，那麼又如何證明，以便讓更多的人心悅誠服地分享這一關於客觀世界的真實知識？
然而天才詩人莊子根本無法回答這個最基本的科學和哲學問題，他的傑出思想中從來就沒有科學的成分，他不僅自己從來不作邏輯研究，並且終生以自己反科學的巨大天才反對邏輯研究。如果說他的某些深刻思想自然地合於邏輯，那僅僅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暗合。因為所謂邏輯畢竟不是憑空而來，邏輯本身就是從人類的正常思維中提煉出來再加以高度形式化的思維法則，所以通常的思維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是會暗合於邏輯的。但未經邏輯訓練的頭腦一旦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科學難題，幾乎必然地會不自覺地違反邏輯法則而陷入詭辯，就像莊子此處所做的那樣。
首先莊子沒有按照“學術規範”用陳述句來正面回答惠施的命題（這真是萬分遺憾，因為這很可能是中國科學發軔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最後機會，可惜莊子讓它失之交臂了），而是以受到質疑的街頭吵架者的口吻，使用了很不友好而且非科學的反問句：“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
實際上，惠施既沒有否定魚是快樂的，也沒有肯定魚是不快樂的。他只是以哲學和科學的態度假設：“魚是快樂的”這一判斷可能是正確的，但需要證明。在未經證明之前，這只是一個猜想和假設。所以惠施的話可以轉換成更科學的語言：你不是魚，你猜想和假設魚是快樂的，怎麼證明？惠施問的“你怎麼知道”，就是“你怎麼證明（你的猜想和假設）”。惠施根本沒有斷定說：“你不知道魚是快樂的，你說魚是快樂的是錯誤的。”如果是這樣，那麼惠施就必須對這一命題加以證明。
但莊子卻偷換了惠施的命題蘊涵，他說：“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意思是：“你不是我，有什麼權利剝奪我猜想‘魚是快樂的’的權利呢？”實際上，莊子強調的是詩人的想象權利——詩人的想象確實無須證明。要求詩人證明自己的想象，確實相當“煞風景”，像要求詩人為“月亮上面有嫦娥”這一想象提出證據那樣煞風景。而惠施把莊子的詩意想象當成了科學假設，這就使兩個人的對話變成了雙向的對牛彈琴。
然而如果莊子明確宣告所謂“魚之樂”只是詩人的想象，那麼惠施也就不會繼續對牛彈琴下去，莊子不肯承認這只是他的想象，非要堅持魚確實就是快樂的，非要堅持自己確實知道魚是快樂的，非要堅持任何判斷都無須證明。也就是說，莊子堅持用詩的想象，代替科學的判斷——此後的華人的格物致知大抵不出此範圍。惠施只好也把科學原則堅持到底：“我不是你，當然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所以才要請你對自己怎麼猜想的加以證明）；你不是魚，當然也不知道魚是怎麼想的（所以你不能未加證明就聲稱知道魚在水中優遊時覺得快樂）。所以我的論證是完整的，我要求你對“魚是快樂的”加以證明，沒有任何過分之處。”
至此，莊子已經毫無退路，惠施把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惠施只要求莊子正面回答問題：你如何證明“魚是快樂的”符合客觀真實？
但這正是莊子完全陌生、根本不懂的科學思維，他要做“後息者勝”的人，必須再找出點什麼話來強詞奪理，他只好比剛才的混淆概念走得更遠——詭辯。但可笑的是他還擺出一副公允的想說服惠施的面目。事實上，除了“你不是魚”這一無須證明的事實，惠施從頭至尾沒有提出過任何一個命題，他的所有推論都是從莊子的“命題”中得出的合理推論，沒有絲毫邏輯錯誤。惠施根本沒有提出與莊子的命題相反的命題：魚是不快樂的；或相關命題，比如魚時而快樂，時而痛苦之類（否則他就會主動給出證明，這是所有名學家都能做到的，也正是先秦名學家比任何諸子都更富有科學精神的地方）。由於惠施沒有提出任何命題，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惠施需要被說服的問題。莊子的詭辯是這樣的：“你不要把水攪渾，還是回到開頭。你不是問我‘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嗎？只有在你已經承認我‘確實知道’的前提下，你才能問我‘怎麼知道’的。我告訴你吧，我是在濠河岸邊，知道魚是快樂的。”
莊子就這樣非常無賴地以“在哪裡知道的”，答非所問地回答了惠施的“怎麼知道的”這個問題。一場本該極有意義的哲學和邏輯討論，變成了藝術想象對科學思維的嘲弄，變成了偷換概念對邏輯萌芽的捉弄。按莊子的荒謬邏輯，“怎麼知道的”這一科學追問，是不能問的——而華人此後確實再也沒有問過科學和哲學問題。正處於萌芽狀態的中國邏輯思想就這樣被莊子以藝術天才扼殺了。詩的文化戰勝了真的文化，中國成了詩與藝術的國度，而非哲學與科學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