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官中後期是出現文官與皇帝抬槓的情況。我覺得主要是由“政治制度的節制“和“皇帝個人的榮辱觀”所造成的。

政治制度的節制：明朝政治中央廢除丞相，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後來設定內閣；地方上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掌權力，加強地方管理。仁宗、宣宗之後，文官治國的思想逐漸濃厚，行政權向內閣和六部轉移。明代中晚期文官集團的集體意見足以與皇帝抗衡，在遇到事情決斷兩相僵持不下時，也容易產生一種類似於“憲法危機”的情況，因此“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

皇帝個人的榮辱觀：明朝皇權受制於廷臣主要是基於道德上而非法理上，因為明朝當時風氣普遍注重名節，受儒家教育的皇帝往往要避免受到“昏君”之名。皇帝隨時可以任意動用皇權，例如明世宗“大禮議”事件最後以廷杖朝臣多人的方式結束。

明代政治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輿論權和政治權的分離獨立。

在當時的輿論看來，一個官員敢於堅持自身原則、不怕強權、敢於與皇帝對抗，那是顯見文人風骨的高尚行為。所以他們就算因此而受到懲處也在所不惜。

這種思潮的興起，其實是有其思想基礎的。

發軔自宋朝的程朱理學，到了明朝達到一個頂峰。程朱理學強調人的社會感和歷史責任感。教化士人應該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甚至於為國捐軀、為民請命。

他強調人的主觀意志力量，注重氣節與品德修養。把愛國憂君、誅亂討賊、大一統等忠孝信義的道德規範，納入程朱理學的理論框架，成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和理想信念。

明朝不論是言官還是其他文官，都以頂撞皇上為榮，頂撞的越厲害名聲越大，大家越認為你是個好官，越尊重你，而不是看你做了什麼成績。

朱元璋當年對付文人，發明了一種懲罰，就是當廷“廷仗”——也就是俗話所說的當眾打屁股。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以荊條或竹板打人，是對朝中的官吏實行的一種懲罰，最早有廷杖紀錄的是隋朝，到了明代便逐漸形成制度，成為皇帝常用的懲罰朝臣的手段。

在大堂的眾目睽睽下打屁股，是一種很有辱斯文的事情。其實朱元璋目的也就是對這些文人進行人格羞辱，讓他們知難而退。

但是卻事與願違，文官們認為自己說的做的都是符合傳統禮儀，是合乎天下大義的。

所以他們寧願被皇帝打屁股，甚至處死，他們也堅決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就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

“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孟森）

“有的人卻正好把這危險看成表現自己剛毅正直的大好機會，即使因此而犧牲，也可以博得捨生取義的美名而流芳百世。”（黃仁宇）

如果被廷杖就說明著他敢於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因此他們認為如果因此而死是最光榮，最榮耀的，也是最能體現自己身份特徵和氣節的。

所以不但沒有制止住文人的這股風氣，反而越演越烈，到最後竟達到前赴後繼、趨之若鶩。

一次因為承天門發生災禍，明英宗覺得這是自己的過失引起的。於是讓嶽正草一篇文章，好“敕諭廷臣”。皇帝的意思不過是讓他代筆，寫一篇《罪己詔》，應付一下，走走過場就行了。

但是這個嶽正真個是膽大包天，他在這篇文章裡用皇帝的第一人稱的語氣，極盡誇張聳人聽聞之能事，把明英宗的統治罵了狗血噴頭，面無人色，好象在明英宗統治理下國家真的暗無天日一樣。

“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 ……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 （《明史·列傳·卷六十四》）

這篇文章一出來，頓時成為奇觀，舉朝傳誦這篇皇帝自己罵自己，自己抹黑自己的文章。

明英宗自己看了之後，當時氣得七竅生煙，火冒三丈。

他先把嶽正調出內閣， 後來又把他遣返回鄉。

皇上氣成那樣，沒有找理由蒐證據將嶽正“繩之以法”，可見明朝的大部分皇帝還是很大度和開明的。

嘉靖初年，楊廷和、毛澄等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當時為了“大禮議”的事情，和嘉靖皇帝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內閣駁回，強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來軟的。

皇帝派太監去和內閣大臣進行溝通，太監自然知道事情不好辦，要是再拿派頭，恐怕事與願違，況且事辦不好回去也不好交差呀！於是一來就低三下四的向毛澄長跪磕頭，苦苦哀求。

在求爺爺告奶奶的同時，還拿出金子來行賄。真是可憐無比，稍有惻隱之心的人見了這樣的情形恐怕也是要回心轉意的。

誰知這位毛澄也真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就是一副鐵石心腸，堅決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 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

在大禮議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團也確實把嘉靖皇帝逼的太過，嘉靖軟硬皆施，陪盡笑臉，說盡好話，可以說做到了一個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極致，卻還是碰的頭破血流。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賄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語氣懇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這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隻有明朝才能出現的奇觀了！

明朝以後，文人卻再也不敢輕易放肆。

是啊，清朝建立以後，再也不給文人這樣“恣意妄為”的生存空間了。尤其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共130年連續的高壓統治，大興文字獄。

這時候的政治風氣，有點風吹草動，動輒腰斬，或者抄家。殺來殺去，把文人的根系都砍斷了，還哪有過去那種“文死諫”的生存環境？

所以這時的文人墨客多寄情于山水或者推行所謂的考據之風。官員也徹底成為皇帝的奴才，跪受筆錄，聽候聖意。

從清朝中期開始，大清的綜合國力已全面落後於世界，但這時井底之蛙的朝廷還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呢。

太平天國一個亂哄哄的農民暴亂，清政府先後派李星沅、賽尚阿、徐廣縉、向榮等多位將帥前往廣西鎮壓，大出清軍意料之外的是，軍事武備廢弛已久的八旗軍一碰太平軍，一觸即潰。

面對這來勢洶湧的義軍，咸豐皇帝只能把希望寄託於各省鄉勇。

就這樣的朝廷，怎能和裝備精良的洋鬼子爭一日之長短。所以說，清朝的滅亡是早晚的事。

早死早託生。如果不是武昌首義的一聲槍響，宣告一個腐朽朝廷的倒臺，華人不知還要經受多少苦難的煎熬呢。

參考資料：

《明史》清·張廷玉

《清史稿》趙爾巽

《萬曆十五年》黃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