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起源於古希臘。在地中海東部的愛琴海諸島和希臘半島這片面積不大、也不算富饒的區域，希臘人廣泛繼承和融合了本地及東方文明的優秀成果，並將其發揚光大，創造了燦爛的希臘古典文化。在說希臘語的希臘人到來之前，數千年來陸續由西亞北非移居此地的說非希臘語的“皮拉斯基人”，已有豐厚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積澱。希臘人的到來，開啟了該地區文化傳承與融合的新階段。
民主的實踐與法治的理念
據古典學者考證確認，古希臘語的“民主”（demokratia）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前5世紀中葉。民主觀念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氏族部落民主、平等的習俗。古希臘城邦數百上千，習俗各異，政體多樣，真正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如雅典），只是其中的極少數。雅典國家從原始君主制、貴族制到民主制的轉變，乃是平民長期不懈鬥爭等國內外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雅典民主制歷史地位和作用的評價，也必須分階段做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公元前6世紀初以後，雅典多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相繼立法和改革，核心內容是廢除債務奴隸制，調和公民集體內部諸派之間的矛盾，強化其內在凝聚力，推動其向外擴張。公元前5世紀後期，在壓迫、剝削和奴役異邦人的基礎上，雅典變得富足和強大；而民主制的施行是雅典統治者強化對廣大屬邦統治的主要舉措，雅典人與廣大屬民矛盾的深化也是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終失利的重要原因。公元前403年以後的雅典民主是在其無力實施大舉擴張的條件下，城邦當政者基於歷史傳統和現實需要而作出的明智選擇。
希臘及地中海世界國家多樣化的政體為政治思想家們探討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古典時代晚期的思想家們結合自身的政治實踐，觀察地中海周邊世界的風雲變幻，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法治思想，即認為統治權力是政治的核心問題；絕對的專制和極端的自由，都非理想狀態；不論什麼樣的統治者，都必須受法律約束，只有法律的權力高於統治者的權力時，邦國的治理才能走上正確的軌道；城邦中的赤貧和富豪易走極端，中產階級行於中庸，順從理性，兼顧雙方利益，實現權利分配相對平衡，從而保持政治穩定。
古希臘人的民主和法治是傳承與創新相結合的成果。在說印歐語的希臘人到來之前至少數千年，主要由海路移居於此的皮拉斯基人生活在那裡，沿襲著自己的傳統風俗。在國家形成和成文法確立之前，人和人之間、個人和社會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主要有賴於習慣法加以調節，因而“法”起到維繫社會組織的紐帶作用，享有社會成員公認的權威地位。但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補充和修訂的。希臘早期的立法者如來庫古、梭倫等，在創新的同時兼顧習慣法；直到古典時代，成文法與習慣法在觀念上和執行中都不是截然分開的。事實上，雅典人“主權在民”“輪番為治”等理念，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氏族部落的民主習慣。直到古典時代晚期，不少政治家仍嚮往祖宗舊制，希冀從中汲取有益成分，醫治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病。
積澱豐厚的海洋意識
希臘文明的興起，在某種意義上是希臘人與地中海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互動”的產物。在碧波盪漾的愛琴海上，星羅棋佈的眾多島嶼成為早期航海者永不消逝的航標。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造就了一批批航海者和文化傳播者。考古學證據已經確認，近一萬年來，小亞細亞西部、埃及、敘利亞、腓尼基、塞普勒斯等地與愛琴諸島的海上交往相當頻繁，與海上劫掠相伴生的開拓、探險、移民等活動也非常活躍，新石器時代農牧業先民攜帶所種植的糧食作物和飼養的動物向西部傳播，拓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為當地居民體質的改善以及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此，希臘神話傳說和英雄故事中，有許多關於海上探險、拓殖、遠征、尋寶的內容，雖然其中某些情節離奇荒誕而未必可信，但依稀反映先民海上活動的模糊記憶。代代相傳的航行經驗和乘風破浪的英雄故事，不正是他們勇於下海的力量源泉嗎？
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是希臘歷史上的大殖民時代，也是其文化史上的“東方化時代”。此時的希臘人透過海路汲取東方文明古國的優秀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增加了母音，創造了古希臘字母和文字，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貢獻卓著。長期的航海實踐使希臘人逐步認識到，海洋給人類造成的阻礙雖比陸地更巨大，挑戰更嚴峻，但經過拼搏仍可從中獲取生活資料；對他們而言，海上劫掠和農耕遊牧漁獵一樣，是一種正常的謀生方式。希臘許多賢達之士都曾周遊列國，而海外遊歷是增長見識的常見途徑。希臘沿海城邦或島國，無論是出於自衛、劫掠還是擴張的需要，皆須擁有一定數量的海上武裝。
及至古典時代，隨著雅典海上強國成長和壯大，希臘人的海洋意識基本形成，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首先是海洋領土意識，即把海洋（包括海島）視為領土的一部分，對海域的所有權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其次是海洋經濟意識，把海洋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領域，海外擴張同樣是富民強國的重要途徑。他們在與驚濤駭浪的搏擊中，意識到某些海峽、海角、海域的戰略意義和商業價值。再次是海洋國防意識，即把海軍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帝國境內須有艦隊遊弋於海上，帝國邊陲須保有一定的海上武裝。最後是依海為家，熱愛海洋。湛藍溫暖的海與天是他們認識自己、欣賞人體之美的廣闊舞臺，也使他們有了仰望天空、發揮自由想象力的無限空間。希臘人對海洋文化的開創性貢獻，經羅馬人傳承成為近代西方海洋意識的歷史源流之一。
隨著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而開始的所謂“希臘化”時代，使得希臘文化的傳承進入了一個新高潮。在西方，隨著羅馬的崛起以及隨後對“大希臘”和希臘本土的征服，羅馬人開始大量吸收希臘文化因素；在東方，經過長期的戰爭，形成了希臘化時代的君主制，它是馬其頓的國王統治傳統和東方現行君主制以及希臘城邦的外殼有機組合的產物。在文化上，希臘化文化既非希臘的單純傳播，也非東方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臘化文化為主體，在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下與其他各種文化匯合形成的一種既多元又統一的文化。托勒密王國在亞歷山大里亞建立了博物院和圖書館，國家出資以極為優厚的條件，招攬地中海各地文人學者來這裡進行科學研究，分類、整理此前的文化典籍，成為其時希臘古典文化傳承的中心。希臘化時代是以軍事征服為先導的，但它開啟了歐亞非大陸間文化交流、匯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傳承不僅意味著傳授、積澱、繼承，還意味著揚棄、否定和創新，環環相扣，永無止息。古希臘人在吸收東方文明古國神話、文字、藝術、文學、科學、哲學、史學等方面成果的基礎上，融合自身傳統，不斷積累和創新，取得了令後人驚歎的成就。（作者：徐松巖，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西方文明起源於古希臘。在地中海東部的愛琴海諸島和希臘半島這片面積不大、也不算富饒的區域，希臘人廣泛繼承和融合了本地及東方文明的優秀成果，並將其發揚光大，創造了燦爛的希臘古典文化。在說希臘語的希臘人到來之前，數千年來陸續由西亞北非移居此地的說非希臘語的“皮拉斯基人”，已有豐厚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積澱。希臘人的到來，開啟了該地區文化傳承與融合的新階段。
民主的實踐與法治的理念
據古典學者考證確認，古希臘語的“民主”（demokratia）一詞，最早出現於公元前5世紀中葉。民主觀念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氏族部落民主、平等的習俗。古希臘城邦數百上千，習俗各異，政體多樣，真正實行民主制的國家（如雅典），只是其中的極少數。雅典國家從原始君主制、貴族制到民主制的轉變，乃是平民長期不懈鬥爭等國內外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雅典民主制歷史地位和作用的評價，也必須分階段做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公元前6世紀初以後，雅典多位富有遠見的政治家相繼立法和改革，核心內容是廢除債務奴隸制，調和公民集體內部諸派之間的矛盾，強化其內在凝聚力，推動其向外擴張。公元前5世紀後期，在壓迫、剝削和奴役異邦人的基礎上，雅典變得富足和強大；而民主制的施行是雅典統治者強化對廣大屬邦統治的主要舉措，雅典人與廣大屬民矛盾的深化也是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最終失利的重要原因。公元前403年以後的雅典民主是在其無力實施大舉擴張的條件下，城邦當政者基於歷史傳統和現實需要而作出的明智選擇。
希臘及地中海世界國家多樣化的政體為政治思想家們探討理想的國家治理模式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古典時代晚期的思想家們結合自身的政治實踐，觀察地中海周邊世界的風雲變幻，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法治思想，即認為統治權力是政治的核心問題；絕對的專制和極端的自由，都非理想狀態；不論什麼樣的統治者，都必須受法律約束，只有法律的權力高於統治者的權力時，邦國的治理才能走上正確的軌道；城邦中的赤貧和富豪易走極端，中產階級行於中庸，順從理性，兼顧雙方利益，實現權利分配相對平衡，從而保持政治穩定。
古希臘人的民主和法治是傳承與創新相結合的成果。在說印歐語的希臘人到來之前至少數千年，主要由海路移居於此的皮拉斯基人生活在那裡，沿襲著自己的傳統風俗。在國家形成和成文法確立之前，人和人之間、個人和社會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主要有賴於習慣法加以調節，因而“法”起到維繫社會組織的紐帶作用，享有社會成員公認的權威地位。但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補充和修訂的。希臘早期的立法者如來庫古、梭倫等，在創新的同時兼顧習慣法；直到古典時代，成文法與習慣法在觀念上和執行中都不是截然分開的。事實上，雅典人“主權在民”“輪番為治”等理念，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氏族部落的民主習慣。直到古典時代晚期，不少政治家仍嚮往祖宗舊制，希冀從中汲取有益成分，醫治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病。
積澱豐厚的海洋意識
希臘文明的興起，在某種意義上是希臘人與地中海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互動”的產物。在碧波盪漾的愛琴海上，星羅棋佈的眾多島嶼成為早期航海者永不消逝的航標。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造就了一批批航海者和文化傳播者。考古學證據已經確認，近一萬年來，小亞細亞西部、埃及、敘利亞、腓尼基、塞普勒斯等地與愛琴諸島的海上交往相當頻繁，與海上劫掠相伴生的開拓、探險、移民等活動也非常活躍，新石器時代農牧業先民攜帶所種植的糧食作物和飼養的動物向西部傳播，拓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為當地居民體質的改善以及認識自然、利用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因此，希臘神話傳說和英雄故事中，有許多關於海上探險、拓殖、遠征、尋寶的內容，雖然其中某些情節離奇荒誕而未必可信，但依稀反映先民海上活動的模糊記憶。代代相傳的航行經驗和乘風破浪的英雄故事，不正是他們勇於下海的力量源泉嗎？
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是希臘歷史上的大殖民時代，也是其文化史上的“東方化時代”。此時的希臘人透過海路汲取東方文明古國的優秀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增加了母音，創造了古希臘字母和文字，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上貢獻卓著。長期的航海實踐使希臘人逐步認識到，海洋給人類造成的阻礙雖比陸地更巨大，挑戰更嚴峻，但經過拼搏仍可從中獲取生活資料；對他們而言，海上劫掠和農耕遊牧漁獵一樣，是一種正常的謀生方式。希臘許多賢達之士都曾周遊列國，而海外遊歷是增長見識的常見途徑。希臘沿海城邦或島國，無論是出於自衛、劫掠還是擴張的需要，皆須擁有一定數量的海上武裝。
及至古典時代，隨著雅典海上強國成長和壯大，希臘人的海洋意識基本形成，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首先是海洋領土意識，即把海洋（包括海島）視為領土的一部分，對海域的所有權是國家主權的組成部分。其次是海洋經濟意識，把海洋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領域，海外擴張同樣是富民強國的重要途徑。他們在與驚濤駭浪的搏擊中，意識到某些海峽、海角、海域的戰略意義和商業價值。再次是海洋國防意識，即把海軍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帝國境內須有艦隊遊弋於海上，帝國邊陲須保有一定的海上武裝。最後是依海為家，熱愛海洋。湛藍溫暖的海與天是他們認識自己、欣賞人體之美的廣闊舞臺，也使他們有了仰望天空、發揮自由想象力的無限空間。希臘人對海洋文化的開創性貢獻，經羅馬人傳承成為近代西方海洋意識的歷史源流之一。
隨著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而開始的所謂“希臘化”時代，使得希臘文化的傳承進入了一個新高潮。在西方，隨著羅馬的崛起以及隨後對“大希臘”和希臘本土的征服，羅馬人開始大量吸收希臘文化因素；在東方，經過長期的戰爭，形成了希臘化時代的君主制，它是馬其頓的國王統治傳統和東方現行君主制以及希臘城邦的外殼有機組合的產物。在文化上，希臘化文化既非希臘的單純傳播，也非東方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臘化文化為主體，在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下與其他各種文化匯合形成的一種既多元又統一的文化。托勒密王國在亞歷山大里亞建立了博物院和圖書館，國家出資以極為優厚的條件，招攬地中海各地文人學者來這裡進行科學研究，分類、整理此前的文化典籍，成為其時希臘古典文化傳承的中心。希臘化時代是以軍事征服為先導的，但它開啟了歐亞非大陸間文化交流、匯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傳承不僅意味著傳授、積澱、繼承，還意味著揚棄、否定和創新，環環相扣，永無止息。古希臘人在吸收東方文明古國神話、文字、藝術、文學、科學、哲學、史學等方面成果的基礎上，融合自身傳統，不斷積累和創新，取得了令後人驚歎的成就。（作者：徐松巖，單位：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