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三調對接”迅速實現矛盾糾紛案結事了
“我原本以為這場交通事故必須走訴訟程式，會是一場‘持久戰’。”近日，在雲陽縣人民調解委員會駐法院調解室裡，市民梁先生(化名)當場簽下調解協議後感嘆，“沒想到一沒花錢，二沒走繁瑣的流程，‘現過現’就解決了!”
原來，梁先生前不久因一起交通事故受傷，出院後因傷殘鑑定等級問題與保險公司難以達成協議。準備起訴的梁先生來到雲陽縣法院，得知該縣重大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已經進駐法院，交通事故、醫療和物管糾紛都可以在訴前調解解決。
梁先生的矛盾糾紛迅速得以解決，得益於進駐法院的調解室。而這樣的調解室在我市，不僅入駐法院，還進駐了派出所、來訪接待中心，形成了訴調對接、警調對接、訪調對接的“三調對接”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新體系。
“新的社會治理機制匯入後，全市的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社會的穩定和諧，都呈現了新局面。”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來自司法部權威資料統計，2019年以來，我市人民調解組織共受理各類矛盾糾紛37.08萬件，調解成功36.52萬件，調解成功率達98.5%。人民調解滿意度94.9%，全國排名第七。
創新“三調對接”新機制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浙江在治理社會矛盾中創造了“楓橋經驗”，其最鮮明的特色就在於：盡最大可能在矛盾激化前就將它化解掉，最大限度把矛盾吸附在當地，實現矛盾不上交。
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開創人民調解新局面，近年來，市司法局創新開展訪調對接、訴調對接、警調對接的“三調對接”社會治理體系的探索實踐，全力推動“楓橋經驗”重慶實踐。
“成立‘駐法院調解室’的目的，就是透過創新糾紛調解方式，高效、快速化解糾紛，減少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節省司法資源。”雲陽縣重大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駐法院調解室”相關負責人說，梁先生的案子如果走法院訴訟程式，至少需要3-6個月時間，而透過訴調對接，兩天就解決了。
這樣高效便捷的調解方式，在我市已經形成常態。據統計，截至目前，全市在法院(法庭)建立“駐院調解室”86個，“訴調對接”機制建立以來，共調解糾紛10.09萬件。
與此同時，為緩解警情多和警力少之間的矛盾，我市把公安機關治安調解與人民調解有機地銜接起來，截至目前，全市在派出所建立“駐所調解室”244個，專職人民調解員由202名增加到427名，2019年調解糾紛3.13萬件。
“同時，我市還在區縣信訪部門群眾來訪接待中心設立‘派駐人民調解工作室’。”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截至目前，全市在區縣設立信訪事項人民調解組織81個，2019年調解糾紛1475件。
成為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那麼，不斷完善的訪調對接、訴調對接、警調對接的“三調對接”新機制，在我市產生了哪些效應呢?
“‘三調對接’機制建立後，我市形成了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社會治理新體系。”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其程式便捷、方式靈活、立場中立的獨特製度優勢，在“楓橋經驗”重慶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和發展，已成為重慶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南岸區是我市的中心城區，經濟發展速度快，城市化水平高，隨著城市居民法治意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提高，城市社群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傳統“老孃舅”式的調解辦法已經解決不了新問題。
為此，南岸區把110接警多、涉法事務多、信訪矛盾多的南坪街道作為主戰場，成立了矛盾糾紛調解中心，探索創新訪調對接、警調對接、訴調對接“三調合一”的工作機制，讓群眾操心的私事、煩心的小事、揪心的大事，有去處、能化解、管得住。
前段時間，因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諸多矛盾糾紛隨著復工復產逐漸顯現——南岸區南坪街道某地下商場近500個攤位在疫情期間全部關閉。“我們都沒開店，還全額收租，太沒道理了吧!”3月初，復工在即，經營戶們提出了減免停業期間租金等要求，但是否減免、怎樣減免是擺在攤位業主和承租人之間的難題，矛盾因此產生。
3月9日，A區兩個攤位的業主及經營戶，主動到南坪街道“三調合一”調解中心申請調解。
“疫情屬不可抗力事件，大家要相互理解，換位思考。”調解員聽完雙方訴求後，耐心講明道理。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一號攤位業主願意承擔疫情停業期間的大部分租金損失;二號攤位業主願意承擔疫情停業期間的全部租金損失。
截至目前，經過多方協作、合力化解，352家商鋪已實現正常營業，成功達成調解協議126起。
“自從建立起‘三調對接’機制後，我們依法對各類社會矛盾糾紛進行調解，社會不穩定的問題迅速得到了緩解。”南岸區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同時，“三調對接”機制，用法律法規，依法進行調解，不僅使調解的成功率提高，也提升了調解協議的履行率。
資料統計，截至目前，該調解中心已化解各類糾紛1910起，涉及金額2.1億元，調解成功率97.2%，執行率100%。去年，南岸區全面推廣“三調合一”經驗，全區15個街鎮全部建成矛盾糾紛調解中心。
形成化解社會矛盾的強大合力
“三調對接”機制為何能夠成功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
“我認為，其成功的核心是整合資源後，形成合力的依法調解。”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解釋說，在具體的調解中，法律法規是成功的定力，而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化解社會矛盾的強大合力，有效地推動了矛盾糾紛的多元化解、及時化解。
“同時，調解的過程，就是一次宣傳法治的過程。”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在“三調對接”的調解中，幾乎每一個案件，調解人員都會向雙方宣傳相關的法律法規、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雙方瞭解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再進行調解，也就容易很多。
“此外，‘三調對接’機制，還增強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認為，不少起訴到法院的糾紛，報警到公安派出所的糾紛，都可以透過“三調對接”方式委託或委派人民調解解決，既快捷方便，又及時有效，讓雙方不傷和氣，迅速實現案結事了。
該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市司法局將持續加強與法院、公安、信訪等部門的工作銜接，進一步深化“三調對接”調解組織建設，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隱患排查，嚴防一般民事問題轉化為刑事案件、群體性事件、重大惡性案件和重大負面輿情，著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機制，努力形成優勢互補、協調聯動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體系。
重慶“三調對接”迅速實現矛盾糾紛案結事了
“我原本以為這場交通事故必須走訴訟程式，會是一場‘持久戰’。”近日，在雲陽縣人民調解委員會駐法院調解室裡，市民梁先生(化名)當場簽下調解協議後感嘆，“沒想到一沒花錢，二沒走繁瑣的流程，‘現過現’就解決了!”
原來，梁先生前不久因一起交通事故受傷，出院後因傷殘鑑定等級問題與保險公司難以達成協議。準備起訴的梁先生來到雲陽縣法院，得知該縣重大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已經進駐法院，交通事故、醫療和物管糾紛都可以在訴前調解解決。
梁先生的矛盾糾紛迅速得以解決，得益於進駐法院的調解室。而這樣的調解室在我市，不僅入駐法院，還進駐了派出所、來訪接待中心，形成了訴調對接、警調對接、訪調對接的“三調對接”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新體系。
“新的社會治理機制匯入後，全市的社會矛盾糾紛化解，社會的穩定和諧，都呈現了新局面。”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來自司法部權威資料統計，2019年以來，我市人民調解組織共受理各類矛盾糾紛37.08萬件，調解成功36.52萬件，調解成功率達98.5%。人民調解滿意度94.9%，全國排名第七。
創新“三調對接”新機制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浙江在治理社會矛盾中創造了“楓橋經驗”，其最鮮明的特色就在於：盡最大可能在矛盾激化前就將它化解掉，最大限度把矛盾吸附在當地，實現矛盾不上交。
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開創人民調解新局面，近年來，市司法局創新開展訪調對接、訴調對接、警調對接的“三調對接”社會治理體系的探索實踐，全力推動“楓橋經驗”重慶實踐。
“成立‘駐法院調解室’的目的，就是透過創新糾紛調解方式，高效、快速化解糾紛，減少當事人的訴訟成本，節省司法資源。”雲陽縣重大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駐法院調解室”相關負責人說，梁先生的案子如果走法院訴訟程式，至少需要3-6個月時間，而透過訴調對接，兩天就解決了。
這樣高效便捷的調解方式，在我市已經形成常態。據統計，截至目前，全市在法院(法庭)建立“駐院調解室”86個，“訴調對接”機制建立以來，共調解糾紛10.09萬件。
與此同時，為緩解警情多和警力少之間的矛盾，我市把公安機關治安調解與人民調解有機地銜接起來，截至目前，全市在派出所建立“駐所調解室”244個，專職人民調解員由202名增加到427名，2019年調解糾紛3.13萬件。
“同時，我市還在區縣信訪部門群眾來訪接待中心設立‘派駐人民調解工作室’。”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截至目前，全市在區縣設立信訪事項人民調解組織81個，2019年調解糾紛1475件。
成為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那麼，不斷完善的訪調對接、訴調對接、警調對接的“三調對接”新機制，在我市產生了哪些效應呢?
“‘三調對接’機制建立後，我市形成了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社會治理新體系。”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其程式便捷、方式靈活、立場中立的獨特製度優勢，在“楓橋經驗”重慶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和發展，已成為重慶社會穩定的“壓艙石”。
南岸區是我市的中心城區，經濟發展速度快，城市化水平高，隨著城市居民法治意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提高，城市社群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傳統“老孃舅”式的調解辦法已經解決不了新問題。
為此，南岸區把110接警多、涉法事務多、信訪矛盾多的南坪街道作為主戰場，成立了矛盾糾紛調解中心，探索創新訪調對接、警調對接、訴調對接“三調合一”的工作機制，讓群眾操心的私事、煩心的小事、揪心的大事，有去處、能化解、管得住。
前段時間，因新冠肺炎疫情產生的諸多矛盾糾紛隨著復工復產逐漸顯現——南岸區南坪街道某地下商場近500個攤位在疫情期間全部關閉。“我們都沒開店，還全額收租，太沒道理了吧!”3月初，復工在即，經營戶們提出了減免停業期間租金等要求，但是否減免、怎樣減免是擺在攤位業主和承租人之間的難題，矛盾因此產生。
3月9日，A區兩個攤位的業主及經營戶，主動到南坪街道“三調合一”調解中心申請調解。
“疫情屬不可抗力事件，大家要相互理解，換位思考。”調解員聽完雙方訴求後，耐心講明道理。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一號攤位業主願意承擔疫情停業期間的大部分租金損失;二號攤位業主願意承擔疫情停業期間的全部租金損失。
截至目前，經過多方協作、合力化解，352家商鋪已實現正常營業，成功達成調解協議126起。
“自從建立起‘三調對接’機制後，我們依法對各類社會矛盾糾紛進行調解，社會不穩定的問題迅速得到了緩解。”南岸區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同時，“三調對接”機制，用法律法規，依法進行調解，不僅使調解的成功率提高，也提升了調解協議的履行率。
資料統計，截至目前，該調解中心已化解各類糾紛1910起，涉及金額2.1億元，調解成功率97.2%，執行率100%。去年，南岸區全面推廣“三調合一”經驗，全區15個街鎮全部建成矛盾糾紛調解中心。
形成化解社會矛盾的強大合力
“三調對接”機制為何能夠成功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
“我認為，其成功的核心是整合資源後，形成合力的依法調解。”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解釋說，在具體的調解中，法律法規是成功的定力，而把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形成化解社會矛盾的強大合力，有效地推動了矛盾糾紛的多元化解、及時化解。
“同時，調解的過程，就是一次宣傳法治的過程。”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說，在“三調對接”的調解中，幾乎每一個案件，調解人員都會向雙方宣傳相關的法律法規、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雙方瞭解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再進行調解，也就容易很多。
“此外，‘三調對接’機制，還增強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司法局相關負責人認為，不少起訴到法院的糾紛，報警到公安派出所的糾紛，都可以透過“三調對接”方式委託或委派人民調解解決，既快捷方便，又及時有效，讓雙方不傷和氣，迅速實現案結事了。
該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市司法局將持續加強與法院、公安、信訪等部門的工作銜接，進一步深化“三調對接”調解組織建設，深入開展矛盾糾紛隱患排查，嚴防一般民事問題轉化為刑事案件、群體性事件、重大惡性案件和重大負面輿情，著力構建以人民調解為基礎，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互銜接配合的機制，努力形成優勢互補、協調聯動的社會矛盾糾紛解決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