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一個歷史學家，大文學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記》是個龐大的存在。聳立在中國歷史和文學的道路上，沒有誰能繞過去，也沒有誰和誰的作品能取代。他的偉業，他空前絕後的文采，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無人取代的卓越貢獻。還有作為男人的遭遇的曠世屈辱，既讓人敬仰，誠服和擊節，讚歎，又讓人心生悲憫。 司馬遷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上至漢武帝，下致平民百姓，舉國上下沒有人不喜愛《太史公記》，沒有人不佩服司馬遷的才華。 司馬遷幾次要死，但都有人出手相救，總也死不了。漢武帝的舅舅田 ，幾次想害死司馬遷，最後卻給司馬遷送來了最好的竹簡，老妻為司馬遷做了最牢的棉線。這兩點就使得劉徹後來看到《武帝本紀》時怎麼摔也不壞。加劇了劉徹對司馬遷的憤怒。 司馬遷悲，本來想用自殺來挽回他自己所剩無幾的尊嚴，無奈，那瓶毒藥被討好皇上的太監總管吳事換成了麻藥。被皇上指派殺司馬遷的劉弗陵因敬仰司馬遷，不忍心下手。最後是杜周握著劉弗陵的手補上一劍，才使司馬遷終於死去。 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死與死是不一樣的。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是司馬遷普及的最為廣泛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說出這句話時，他很可能遠沒有我們理解的那麼從容，那麼坦然。因為他必須用自己鮮活的生命在泰山與鴻毛之間作掙扎。在這掙扎的過程，其實也是一次比一次更重的自我傷害的過程，司馬遷的偉大就在於他為那部像泰山那樣沉重的《史記》，一次次咬緊牙關，強行嚼碎了他作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但文人畢竟是文人，當他完成《史記》之後，他自認為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漢武帝劉徹的心裡，卻依然輕如鴻毛。因此劉徹把殺司馬遷的任務留給他的孫子，有如給後人留下一件禮物。 我們必須感謝，感謝那個時代人對司馬遷的寬容，對司馬遷才華的敬重，才使我們看到了《史記》，知道了這部偉大的著作。 可以說，從人類有意識以來，就知道有生必有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也是所有恐懼的終極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與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類懷著對死亡的極度恐懼，強烈地追求永生，併為此做出不懈努力，從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對不朽有三個經典標準，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並很有把握地認為，只要做到了這三條之一，就可以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這一估價或者離事實不遠。由於有了這個明確標準，古往今來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彥就不約而同地攢足了勁為了實現不朽這一目標奮鬥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並不因為引進了不朽的理念就萬事大吉。因為無從把握、難以預料的命運從來不會讓人們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經營自己的不朽事業。於是，由於突如其來的命運降臨，歷史就不斷提供了面對生死抉擇的畫面。由於所有的生命體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別於其他生命體之處或者就在於，為了某個自認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動，主動選擇死亡。就如孟子曾經所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就如為了堅守士可殺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氣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們在可以生的時候選擇了死，總是表現出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般的壯烈，蕩氣迴腸，激越千古。 當不朽與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調和時，是生還是死，這一難住哈姆雷特的選擇題就常常擺在了人們的面前。而這一難題也由於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無論是選擇生還是選擇死都不能簡簡單單地用勇敢或怯弱來界定。生死關頭最能顯示英雄本色，通常選擇死，肯定會被認為是有勇氣的表現。但英雄與否也不能一概而論。所以，當這道生死難題擺在司馬遷面前時，經過無盡的掂量，他以比選擇死更大的勇氣毅然選擇了生，並最終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生死觀。這一觀念的提出，對於後人在解決這道難題時或者有一定的幫助。 司馬遷的生死觀是對不朽理念的進一步詮釋。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對死亡的原始恐懼。據筆者可以查詢到的這種恐懼的最初表述，當是出自孔夫子。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記有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而欲使名垂後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願的事。比如《伯夷列傳》就記載了伯夷、叔齊因相互辭讓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國；又因反對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馬遷指出，如果不是因為孔夫子記錄了他們的事蹟，他們就會如許多懷有同樣情操者一樣湮沒無聞了。所以司馬遷在傳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司馬遷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夢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時時刻刻受到達不成不朽的恐懼脅迫的。本來作為一個朝廷小官，司馬遷沒有什麼建功立業的機會，也沒有像孔夫子那樣的聖人予以提攜，達成不朽應該是相當困難的。但達成不朽的機遇還是出現在了司馬家族的面前。這個機遇是，他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承平時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文獻資料，他們有條件繼續自孔子以後中絕的著述事業。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開始，就著手為開創家族的不朽事業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馬談只好以臨終囑託的方式將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馬遷手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生命不僅僅屬於自己。在司馬遷時代，這個生命還屬於父母、家庭、家族。正是揹負著家族與先人的重託，司馬遷開始其對不朽的追求。當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進行到第七年時，發生了李陵事件。司馬遷也因為為李陵說情，而使他的不朽事業面臨夭折的危險。 在後人看來，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算是他的人生汙點。但放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正是允許發生的。無論如何投降都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但為了張揚光大生命的價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樹以達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類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賢就這樣做過。當時去古未遠，古代遺風的影響不容低估。從上述意義上來說，李陵之降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徑。畢竟大一統國家時間不長，大漢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還沒有形成忠於民族大義的鐵律；畢竟為國捐軀與張揚個體的生命價值同時受到推崇。大漢立國之初，就曾認可了這種因勢不敵而降的人，如韓王信、堂陽侯孫赤都曾因戰敗而投降項羽，後重新加入漢陣營而繼續受重用。就是司馬遷時代的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聞失侯奪爵。此事記在《衛將軍驃騎列傳》裡。因此，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難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過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漢武帝就沒用這個名目給司馬遷定罪。大概司馬遷在為李陵說情時提到了李陵之敗與其上級二師將軍李廣利之敗的聯絡，因為後者在李陵失敗的同時也折損了五分之三的人馬。李廣利是因為與漢武帝的裙帶關係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漢武帝給司馬遷定罪的名目是，攻擊皇帝用人不當而造成李陵之敗。
司馬遷是一個歷史學家，大文學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記》是個龐大的存在。聳立在中國歷史和文學的道路上，沒有誰能繞過去，也沒有誰和誰的作品能取代。他的偉業，他空前絕後的文采，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無人取代的卓越貢獻。還有作為男人的遭遇的曠世屈辱，既讓人敬仰，誠服和擊節，讚歎，又讓人心生悲憫。 司馬遷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上至漢武帝，下致平民百姓，舉國上下沒有人不喜愛《太史公記》，沒有人不佩服司馬遷的才華。 司馬遷幾次要死，但都有人出手相救，總也死不了。漢武帝的舅舅田 ，幾次想害死司馬遷，最後卻給司馬遷送來了最好的竹簡，老妻為司馬遷做了最牢的棉線。這兩點就使得劉徹後來看到《武帝本紀》時怎麼摔也不壞。加劇了劉徹對司馬遷的憤怒。 司馬遷悲，本來想用自殺來挽回他自己所剩無幾的尊嚴，無奈，那瓶毒藥被討好皇上的太監總管吳事換成了麻藥。被皇上指派殺司馬遷的劉弗陵因敬仰司馬遷，不忍心下手。最後是杜周握著劉弗陵的手補上一劍，才使司馬遷終於死去。 人生自古誰無死？但死與死是不一樣的。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是司馬遷普及的最為廣泛的一句名言，然而在說出這句話時，他很可能遠沒有我們理解的那麼從容，那麼坦然。因為他必須用自己鮮活的生命在泰山與鴻毛之間作掙扎。在這掙扎的過程，其實也是一次比一次更重的自我傷害的過程，司馬遷的偉大就在於他為那部像泰山那樣沉重的《史記》，一次次咬緊牙關，強行嚼碎了他作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但文人畢竟是文人，當他完成《史記》之後，他自認為的死重如泰山，而在漢武帝劉徹的心裡，卻依然輕如鴻毛。因此劉徹把殺司馬遷的任務留給他的孫子，有如給後人留下一件禮物。 我們必須感謝，感謝那個時代人對司馬遷的寬容，對司馬遷才華的敬重，才使我們看到了《史記》，知道了這部偉大的著作。 可以說，從人類有意識以來，就知道有生必有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死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也是所有恐懼的終極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與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類懷著對死亡的極度恐懼，強烈地追求永生，併為此做出不懈努力，從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對不朽有三個經典標準，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並很有把握地認為，只要做到了這三條之一，就可以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這一估價或者離事實不遠。由於有了這個明確標準，古往今來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彥就不約而同地攢足了勁為了實現不朽這一目標奮鬥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並不因為引進了不朽的理念就萬事大吉。因為無從把握、難以預料的命運從來不會讓人們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經營自己的不朽事業。於是，由於突如其來的命運降臨，歷史就不斷提供了面對生死抉擇的畫面。由於所有的生命體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別於其他生命體之處或者就在於，為了某個自認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動，主動選擇死亡。就如孟子曾經所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就如為了堅守士可殺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氣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們在可以生的時候選擇了死，總是表現出轟轟烈烈、驚天地泣鬼神般的壯烈，蕩氣迴腸，激越千古。 當不朽與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調和時，是生還是死，這一難住哈姆雷特的選擇題就常常擺在了人們的面前。而這一難題也由於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無論是選擇生還是選擇死都不能簡簡單單地用勇敢或怯弱來界定。生死關頭最能顯示英雄本色，通常選擇死，肯定會被認為是有勇氣的表現。但英雄與否也不能一概而論。所以，當這道生死難題擺在司馬遷面前時，經過無盡的掂量，他以比選擇死更大的勇氣毅然選擇了生，並最終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生死觀。這一觀念的提出，對於後人在解決這道難題時或者有一定的幫助。 司馬遷的生死觀是對不朽理念的進一步詮釋。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對死亡的原始恐懼。據筆者可以查詢到的這種恐懼的最初表述，當是出自孔夫子。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記有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然而欲使名垂後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願的事。比如《伯夷列傳》就記載了伯夷、叔齊因相互辭讓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國；又因反對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馬遷指出，如果不是因為孔夫子記錄了他們的事蹟，他們就會如許多懷有同樣情操者一樣湮沒無聞了。所以司馬遷在傳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司馬遷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夢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時時刻刻受到達不成不朽的恐懼脅迫的。本來作為一個朝廷小官，司馬遷沒有什麼建功立業的機會，也沒有像孔夫子那樣的聖人予以提攜，達成不朽應該是相當困難的。但達成不朽的機遇還是出現在了司馬家族的面前。這個機遇是，他們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承平時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觸到大量的文獻資料，他們有條件繼續自孔子以後中絕的著述事業。從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開始，就著手為開創家族的不朽事業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馬談只好以臨終囑託的方式將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馬遷手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的生命不僅僅屬於自己。在司馬遷時代，這個生命還屬於父母、家庭、家族。正是揹負著家族與先人的重託，司馬遷開始其對不朽的追求。當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進行到第七年時，發生了李陵事件。司馬遷也因為為李陵說情，而使他的不朽事業面臨夭折的危險。 在後人看來，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算是他的人生汙點。但放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正是允許發生的。無論如何投降都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但為了張揚光大生命的價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樹以達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類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賢就這樣做過。當時去古未遠，古代遺風的影響不容低估。從上述意義上來說，李陵之降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徑。畢竟大一統國家時間不長，大漢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還沒有形成忠於民族大義的鐵律；畢竟為國捐軀與張揚個體的生命價值同時受到推崇。大漢立國之初，就曾認可了這種因勢不敵而降的人，如韓王信、堂陽侯孫赤都曾因戰敗而投降項羽，後重新加入漢陣營而繼續受重用。就是司馬遷時代的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聞失侯奪爵。此事記在《衛將軍驃騎列傳》裡。因此，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難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過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漢武帝就沒用這個名目給司馬遷定罪。大概司馬遷在為李陵說情時提到了李陵之敗與其上級二師將軍李廣利之敗的聯絡，因為後者在李陵失敗的同時也折損了五分之三的人馬。李廣利是因為與漢武帝的裙帶關係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漢武帝給司馬遷定罪的名目是，攻擊皇帝用人不當而造成李陵之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