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民國時期有一段時間旗人民人混淆得厲害，我們窮老百姓也沒有家譜，到最後我家先人有的自己都說不清是旗人還是民人了，更分不清是滿洲還是漢軍。

然而看過我寫的東西的人都知道，在對明清之交這段歷史的評價上，我向來秉持的是堅定的反清立場。理由嘛，很簡單，就是看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所以，賑災的比屠城的先進，屯田的比打糧的先進，給百姓發牛和種子的比圈地捕奴的先進，做貿易的比遷界禁海的先進。

遺憾的是，大清總喜歡選擇後者。

要說清朝的鼎盛期和明末的亂世相比，那肯定還是清朝強，至少沒明末那種把老百姓逼得成萬、成十萬、成百萬地流離失所、投河覓井、揭竿而起的事。不管怎麼說，儘量不讓老百姓餓死是一個封建王朝最起碼的政績考核標準。雖然這裡面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吧，但是隻從結果來看的話，康雍乾時期比之於天啟、崇禎時期是遠遠勝過的，絕大部分老百姓在乎的問題沒那麼多，能有個安穩的土裡刨食的生活就行。

但是在從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到1683年鄭克塽降清的這一百年中，清朝就差在腦門上寫“反派”倆字了。

明軍也很殘暴，過去明朝強盛女真弱小的時候，明軍在關外也經常屠村屠寨，在內地對漢人百姓都說殺就殺，對女真人更不客氣了。不光是明軍清軍，十七世紀絕大部分的軍隊都是這個德行。

如果清軍的對手就是左良玉、高傑這幫匪軍，那也就這麼地了，明朝這個德行確實亡了也沒什麼可惜的。大家都在封建統治者的底線附近歡實地蹦噠，我爛，你比我更爛，我就贏了。何況皇太極等一批清朝統治者的能力也確實稱得上傑出。可是，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啊，同行裡面有高人，這麼一比，清朝的形象就矮下去了。

大清屠揚州、江陰、崑山、嘉定、贛州的時候，有人“凡發兵征剿，所過大路，雞犬不驚，百姓賣酒肉者路旁不斷。如兵餘小子有擅奪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斬；如該主不首，連坐；該管官失察，責八十棍。立法若是之嚴，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這大清怎麼能不成反派？

大清為了籌措滅明軍費，明著廢除三餉，實則層層加派的時候，有人“且重廉吏，除貪酷，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各府州縣”。這大清怎麼能不成反派？

當南昌、大同、廣州化為廢墟，從長城到南海遍佈屍山血海的時候，昆明卻“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這不是故意打我大清的臉嗎？

當大清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時候，“定國所將半為倮、傜、佬，雖其土官極難鈐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這不是流寇汙衊我大清的民族政策嗎？

你李定國閒著沒事在粵西發什麼耕牛，發什麼種子，蠱惑得六七十萬百姓跟你跑去廣西。大清都對鄭芝龍他們這幫投降的明軍過河拆橋了，結果你來了個“招撫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農事。如是出降絡繹不絕。李定國撫慰賞勞之，出令不許擄掠，違者立斬。自是迤東半壁安堵矣”。這不是故意讓大清難堪嗎？

明清易代的這一百年，不光有精忠報國的吳三桂、滿門忠烈的尚可喜，也不光有滿漢一家的多爾袞、愛民如子的多鐸。還有楊展、劉體純、王興這樣的人，在亂世中竭盡全力為帶發之民留下保全一個可以棲身的孤島，還有謝遷、陳奇策、劉肇基這樣的人，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捍衛著尊嚴。連李定國的兒子都降清了，吳三省卻堅守著李定國“寧死荒徼，無降也”的遺言，至死不渝。鄭克塽都降清了，明朝亡得不能再亡了，楊彥迪、陳上川卻“寧為南國客，恥做北朝臣”。東有陳永華鞠躬盡瘁，西有劉文秀死而後已，黃鶴鳴一介商賈能為國捐軀，彭信古這個無名小卒能讓烽火燃遍海南。廣州保衛戰，漢軍和回軍同生共死，雲貴淪陷時，壯、苗、彝、瑤、白、傣各族也有無數英烈。

這些位哪個拿出來不是當主角的材料？在他們的襯托下，清軍能不是反派嗎？

就算清朝不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假如就是遼東邊軍的某個漢族軍閥坐大瞭然後想入主中原，憑藉這樣的所作所為，他還是反派。

明末亂世的是非曲直非常好判斷，就假設你是一個農民，軍閥A來了，找你要一石糧食，軍閥B來了，找你要十石糧食，軍閥C連你家房子都拆了，軍閥D要借你老婆一用，軍閥E要借你人頭一用，你說你支援誰坐天下當皇上？

拿海南對比陝北丟滿死嬰的糞坑，對比空無一人的遵化、永平，對比大淩河圍城中的早飯，對比南漢山城的冰天雪地，對比馬上要面臨一揆和大饑饉的日本，對比正在經受三十年戰爭的歐洲，對比南北戰爭打得不亦樂乎的越南，對比遊牧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對峙的前線，對比混戰不休的高棉和東印度群島，澳宋治下的百姓生活世界第一，所以大明、大清、大順、大西誰也比不過大宋。說一千道一萬，比不過給老百姓一口大米飯，更何況，在民族問題上，澳宋算得上世界一流的寬容。

因為民國時期有一段時間旗人民人混淆得厲害，我們窮老百姓也沒有家譜，到最後我家先人有的自己都說不清是旗人還是民人了，更分不清是滿洲還是漢軍。

然而看過我寫的東西的人都知道，在對明清之交這段歷史的評價上，我向來秉持的是堅定的反清立場。理由嘛，很簡單，就是看誰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所以，賑災的比屠城的先進，屯田的比打糧的先進，給百姓發牛和種子的比圈地捕奴的先進，做貿易的比遷界禁海的先進。

遺憾的是，大清總喜歡選擇後者。

要說清朝的鼎盛期和明末的亂世相比，那肯定還是清朝強，至少沒明末那種把老百姓逼得成萬、成十萬、成百萬地流離失所、投河覓井、揭竿而起的事。不管怎麼說，儘量不讓老百姓餓死是一個封建王朝最起碼的政績考核標準。雖然這裡面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吧，但是隻從結果來看的話，康雍乾時期比之於天啟、崇禎時期是遠遠勝過的，絕大部分老百姓在乎的問題沒那麼多，能有個安穩的土裡刨食的生活就行。

但是在從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到1683年鄭克塽降清的這一百年中，清朝就差在腦門上寫“反派”倆字了。

明軍也很殘暴，過去明朝強盛女真弱小的時候，明軍在關外也經常屠村屠寨，在內地對漢人百姓都說殺就殺，對女真人更不客氣了。不光是明軍清軍，十七世紀絕大部分的軍隊都是這個德行。

如果清軍的對手就是左良玉、高傑這幫匪軍，那也就這麼地了，明朝這個德行確實亡了也沒什麼可惜的。大家都在封建統治者的底線附近歡實地蹦噠，我爛，你比我更爛，我就贏了。何況皇太極等一批清朝統治者的能力也確實稱得上傑出。可是，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啊，同行裡面有高人，這麼一比，清朝的形象就矮下去了。

大清屠揚州、江陰、崑山、嘉定、贛州的時候，有人“凡發兵征剿，所過大路，雞犬不驚，百姓賣酒肉者路旁不斷。如兵餘小子有擅奪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斬；如該主不首，連坐；該管官失察，責八十棍。立法若是之嚴，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這大清怎麼能不成反派？

大清為了籌措滅明軍費，明著廢除三餉，實則層層加派的時候，有人“且重廉吏，除貪酷，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各府州縣”。這大清怎麼能不成反派？

當南昌、大同、廣州化為廢墟，從長城到南海遍佈屍山血海的時候，昆明卻“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這不是故意打我大清的臉嗎？

當大清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時候，“定國所將半為倮、傜、佬，雖其土官極難鈐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這不是流寇汙衊我大清的民族政策嗎？

你李定國閒著沒事在粵西發什麼耕牛，發什麼種子，蠱惑得六七十萬百姓跟你跑去廣西。大清都對鄭芝龍他們這幫投降的明軍過河拆橋了，結果你來了個“招撫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農事。如是出降絡繹不絕。李定國撫慰賞勞之，出令不許擄掠，違者立斬。自是迤東半壁安堵矣”。這不是故意讓大清難堪嗎？

明清易代的這一百年，不光有精忠報國的吳三桂、滿門忠烈的尚可喜，也不光有滿漢一家的多爾袞、愛民如子的多鐸。還有楊展、劉體純、王興這樣的人，在亂世中竭盡全力為帶發之民留下保全一個可以棲身的孤島，還有謝遷、陳奇策、劉肇基這樣的人，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捍衛著尊嚴。連李定國的兒子都降清了，吳三省卻堅守著李定國“寧死荒徼，無降也”的遺言，至死不渝。鄭克塽都降清了，明朝亡得不能再亡了，楊彥迪、陳上川卻“寧為南國客，恥做北朝臣”。東有陳永華鞠躬盡瘁，西有劉文秀死而後已，黃鶴鳴一介商賈能為國捐軀，彭信古這個無名小卒能讓烽火燃遍海南。廣州保衛戰，漢軍和回軍同生共死，雲貴淪陷時，壯、苗、彝、瑤、白、傣各族也有無數英烈。

這些位哪個拿出來不是當主角的材料？在他們的襯托下，清軍能不是反派嗎？

就算清朝不是滿族建立的政權，假如就是遼東邊軍的某個漢族軍閥坐大瞭然後想入主中原，憑藉這樣的所作所為，他還是反派。

明末亂世的是非曲直非常好判斷，就假設你是一個農民，軍閥A來了，找你要一石糧食，軍閥B來了，找你要十石糧食，軍閥C連你家房子都拆了，軍閥D要借你老婆一用，軍閥E要借你人頭一用，你說你支援誰坐天下當皇上？

拿海南對比陝北丟滿死嬰的糞坑，對比空無一人的遵化、永平，對比大淩河圍城中的早飯，對比南漢山城的冰天雪地，對比馬上要面臨一揆和大饑饉的日本，對比正在經受三十年戰爭的歐洲，對比南北戰爭打得不亦樂乎的越南，對比遊牧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對峙的前線，對比混戰不休的高棉和東印度群島，澳宋治下的百姓生活世界第一，所以大明、大清、大順、大西誰也比不過大宋。說一千道一萬，比不過給老百姓一口大米飯，更何況，在民族問題上，澳宋算得上世界一流的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