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 玄學是三國、兩晉時期興起的、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周易》、《老子》、《莊子》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用他們改造過了的老、莊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 玄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儘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註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 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玄學一開始是從古文經學內部產生的。先是出現了脫出鄭玄之學而更尚簡要、重義理的劉表、宋衷的“荊州之學”，稍後又崛起專與“鄭學”立異的王肅“王學”，後來才轉向何晏、王弼的玄學。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認為“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故恆言其不足”（《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意即孔子高於老子，孔子口說“名教”，實是“體無”，老子是處於“有”而論“無”。 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
玄學 玄學是三國、兩晉時期興起的、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是魏晉時期取代兩漢經學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學即“玄遠之學”，它以“祖述老莊”、綜合儒道立論，把《周易》、《老子》、《莊子》稱作“三玄”。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說：“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的一般規律“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家們用他們改造過了的老、莊思想來註解儒家的《論語》、《周易》，對已經失去維繫人心作用的兩漢經學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儒家的“禮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雖然也是玄學所討論的內容，但其主旨卻是道家的，即強調崇高的是“無”、“自然”和“無為”。 玄學所探討的中心問題儘管仍可歸結為天人關係問題，但在形式上，它已經擺脫了兩漢經學章句箋註的繁瑣破碎；在內容上，則拋棄了經學思潮的“天人感應”的粗俗的目的論之論證。 玄學家在多方面論證了道家的“自然”與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們一改漢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張“儒道兼綜”，孔子依然是最高的“聖人”。玄學所提出的或著重關注的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自然與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質的概念範疇，都是原始儒學和兩漢經學所不具備或不重視的，玄學的出現大大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發展。 玄學一開始是從古文經學內部產生的。先是出現了脫出鄭玄之學而更尚簡要、重義理的劉表、宋衷的“荊州之學”，稍後又崛起專與“鄭學”立異的王肅“王學”，後來才轉向何晏、王弼的玄學。玄學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階段：玄學正式登上歷史舞臺，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間（240~248），史稱“正始之音”。當時出現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何晏作《論語集解》、《道德論》，王弼注《老子》、《周易》，他們“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認為“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故恆言其不足”（《三國志·鍾會傳》）注引何劭《王弼傳》，意即孔子高於老子，孔子口說“名教”，實是“體無”，老子是處於“有”而論“無”。 第二階段：正始之後，隨著司馬氏集團奪取政權，各士族集團內部的鬥爭日趨激化，玄學思潮內部也出現了“貴無”與“崇有”、“任自然”與“重名教”等各種爭論。出現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異端”傾向，他們與司馬氏集團在政治上不合作，強調“名教”與“自然”對立，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輕視禮法。而樂廣、裴{危頁}“崇有論”基礎上，郭旬以其《莊子》完成把“貴無”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統一起來的任務。郭象提出名教與自然在理論上的一致性，他舍異求同，以“獨化論”來解決這對矛盾，認為聖人“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逍遙遊注》）；“聖人常遊外以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大宗師注》）。東晉以後，玄學開始與佛教中般若學合流，逐步變為佛學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