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是一個具有鮮明戰鬥風格的學派。
王艮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
身為啟蒙思想家先驅的泰州後學李贄稱王艮是個有“氣骨”的人，說他是“真英雄”，他的後學也都是“英雄”，而富有氣魄，“以布衣倡道”，最後遭到統治者殺害的何心隱更是“英雄莫比”（李贄《與焦漪園太史》）。
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州永豐人。幼年時期，他“穎異拔群，潛心經史”，具有遠大的抱負。
30歲時赴郡試，得第一名。後來跟隨王艮後學顏山農學“心齋（王艮）立本之旨”，毅然拋棄了科舉的道路。
何心隱出身於富有之家，但他並不眷戀錢財，相反，他卻同情人民，不滿於封建專制統治。37歲時，他寫了《聚和率教諭族俚語》《聚合率養諭族俚語》及《聚和老老文》三篇文章，認為《大學》先齊家，於是在家鄉把本族人合在一起，創辦“聚和堂”。
他本人親自“身理一族之政，冠昏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而且“行之有成”（《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他這樣做並不是簡單的大家族的合族共財，而是希望從“齊家”開始，逐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
在社會組織方面，何心隱還要求破除一般的身家，從而建立一種超乎身家之上的“會”。他十分重視朋友關係，以朋友為性命。
他雖家饒於財，卻“獨棄置不事，直欲與一世聖賢共生於天地之間”（李贄：《何心隱論》）。
他去世後，弟子胡時同根據何心隱的遺言，還將其骸骨與其好友程學顏合葬一墓。在何心隱看來，朋友是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交盡於朋友”，其他如昆弟、夫婦、父子、君臣等社會關係都是不正常的。
與朋友關係相聯絡的還有師友關係。朋友是“交之盡”，師則是“學之至”、“道之至”。把朋友、師生關係用一種組織形式聯絡起來，就建立起了一種“會”。
在這種“會”裡，“人倫有無，公（何心隱）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聖賢之間”（同上），這是一種超乎一般封建倫常的社會關係，主“會”的人輪流擔任，各個家庭分別隸屬於“會”。
與理學家的“滅人慾”說教相反，何心隱主張“育欲”。
他認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逸，性也。”又說：“欲貨色，欲也；欲聚和，欲也。”
他主張人性應順其自然，不須加以束縛。在《聚和老老文》中，他談到周人始祖后稷的曾孫公劉喜愛財物，也希望百姓多有財物；文王的祖父太王喜愛女色，也希望百姓男女都有婚配，這便是“育欲”。
因此，對人們的欲求要加以尊重，而不可橫奪。這反映了他的平等精神。
何心隱的上述理想，在當時的封建專制統治下都是一些不切實際、難以實現的空想，但其意義是重大的，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何心隱也正是基於這種理想，才富於膽量，氣魄超群，成為被後人稱道的“英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生“猖狂無忌憚”，堅強而不屈。
何心隱40多歲時，因反對邑令收取“皇木銀兩”雜稅，寫信進行譏笑，因此被捕入獄，定了絞罪，後經好友程學顏營救才釋放出來。
以後，北遊京師。有一天，何心隱偵察到嚴嵩要向嘉靖皇帝進揭帖，於是密授一位叫藍道行的道士。
藍道行替皇帝占卦時，說：“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皇帝正猶豫時，嚴嵩揭帖到了，因此嚴嵩受到懷疑。
嚴黨發現後，對何心隱十分仇視，他只得隱姓改名，離開京師，漫遊講學。
十幾年以後，張居正為相。他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禁止講學，毀天下書院。
為此，何心隱寫下了萬言長文《原學原講》，闡明“必學必講”的理由，以駁斥張居正，指責他“蔑倫擅權，實召天變”（《野獲編》卷十八），還試圖以術去掉宰相。
為此何心隱受到通緝，最後終於在祁門被捕。他被押至武昌，受到嚴刑拷打，始終不屈，還先後寫了20多封書信，以闡明自己的觀點，沒有絲毫乞憐的樣子，最後死在獄中。何心隱被害後，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深切同情。
第一部分
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是一個具有鮮明戰鬥風格的學派。
王艮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
身為啟蒙思想家先驅的泰州後學李贄稱王艮是個有“氣骨”的人，說他是“真英雄”，他的後學也都是“英雄”，而富有氣魄，“以布衣倡道”，最後遭到統治者殺害的何心隱更是“英雄莫比”（李贄《與焦漪園太史》）。
何心隱（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州永豐人。幼年時期，他“穎異拔群，潛心經史”，具有遠大的抱負。
30歲時赴郡試，得第一名。後來跟隨王艮後學顏山農學“心齋（王艮）立本之旨”，毅然拋棄了科舉的道路。
何心隱出身於富有之家，但他並不眷戀錢財，相反，他卻同情人民，不滿於封建專制統治。37歲時，他寫了《聚和率教諭族俚語》《聚合率養諭族俚語》及《聚和老老文》三篇文章，認為《大學》先齊家，於是在家鄉把本族人合在一起，創辦“聚和堂”。
他本人親自“身理一族之政，冠昏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而且“行之有成”（《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序》）。他這樣做並不是簡單的大家族的合族共財，而是希望從“齊家”開始，逐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
第二部分在社會組織方面，何心隱還要求破除一般的身家，從而建立一種超乎身家之上的“會”。他十分重視朋友關係，以朋友為性命。
他雖家饒於財，卻“獨棄置不事，直欲與一世聖賢共生於天地之間”（李贄：《何心隱論》）。
他去世後，弟子胡時同根據何心隱的遺言，還將其骸骨與其好友程學顏合葬一墓。在何心隱看來，朋友是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交盡於朋友”，其他如昆弟、夫婦、父子、君臣等社會關係都是不正常的。
與朋友關係相聯絡的還有師友關係。朋友是“交之盡”，師則是“學之至”、“道之至”。把朋友、師生關係用一種組織形式聯絡起來，就建立起了一種“會”。
在這種“會”裡，“人倫有無，公（何心隱）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聖賢之間”（同上），這是一種超乎一般封建倫常的社會關係，主“會”的人輪流擔任，各個家庭分別隸屬於“會”。
第三部分與理學家的“滅人慾”說教相反，何心隱主張“育欲”。
他認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聲，性而安逸，性也。”又說：“欲貨色，欲也；欲聚和，欲也。”
他主張人性應順其自然，不須加以束縛。在《聚和老老文》中，他談到周人始祖后稷的曾孫公劉喜愛財物，也希望百姓多有財物；文王的祖父太王喜愛女色，也希望百姓男女都有婚配，這便是“育欲”。
因此，對人們的欲求要加以尊重，而不可橫奪。這反映了他的平等精神。
何心隱的上述理想，在當時的封建專制統治下都是一些不切實際、難以實現的空想，但其意義是重大的，對後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何心隱也正是基於這種理想，才富於膽量，氣魄超群，成為被後人稱道的“英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生“猖狂無忌憚”，堅強而不屈。
第四部分何心隱40多歲時，因反對邑令收取“皇木銀兩”雜稅，寫信進行譏笑，因此被捕入獄，定了絞罪，後經好友程學顏營救才釋放出來。
以後，北遊京師。有一天，何心隱偵察到嚴嵩要向嘉靖皇帝進揭帖，於是密授一位叫藍道行的道士。
藍道行替皇帝占卦時，說：“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皇帝正猶豫時，嚴嵩揭帖到了，因此嚴嵩受到懷疑。
嚴黨發現後，對何心隱十分仇視，他只得隱姓改名，離開京師，漫遊講學。
十幾年以後，張居正為相。他為了加強思想控制，禁止講學，毀天下書院。
為此，何心隱寫下了萬言長文《原學原講》，闡明“必學必講”的理由，以駁斥張居正，指責他“蔑倫擅權，實召天變”（《野獲編》卷十八），還試圖以術去掉宰相。
為此何心隱受到通緝，最後終於在祁門被捕。他被押至武昌，受到嚴刑拷打，始終不屈，還先後寫了20多封書信，以闡明自己的觀點，沒有絲毫乞憐的樣子，最後死在獄中。何心隱被害後，受到了廣大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