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漢獻帝年號)時期,以曹操三父子為代表的創作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時,又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 “ 慷慨悲涼 ” 的獨特風格,這種傑出成就被稱為 “ 建安風骨 ” ,也叫 “ 魏晉風骨 ” 。建安風骨的特徵是高揚政治理想。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在他們周圍聚集了眾多作家。他們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高潮。 【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時間。這一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盪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鉅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豔,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盪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後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唐劉勰和鍾嶸反覆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讚“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當代魯迅先生讚譽: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是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標誌。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建安時代以五言詩為主的文學以風骨遒勁而著稱,被後來人尊為典範,這既是文學史上經常提到的“建安風骨”。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運用於魏、晉、南朝時的人物評論,大體上“風”偏重指精神氣質,“骨”偏重於指骨格形態,二者密不可分,合而為一為風骨。後來也沿用到了書畫理論中。 至於文學評論中的風骨論,當以《文心雕龍》中講述的較為詳盡。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種內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風,文章才能鮮明而生動,當然,“風”始終比較虛化,它與作品的內容和情感有關,但並非指內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也就是說文章應該表現的剛健有力,“骨”是一個比較實的概念,直接體現在語言的運用上;語言準確、簡練、明晰,文章就能表現得有力。風骨這一概念很強調完整性,它們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兩個概念來看。 建安風骨所指的文學風貌主要是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建安時代的作家,擺脫了儒學的束縛,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處在戰亂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現的慷慨激昂。還有就是建安詩文所具有的明朗剛健的風格。 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也講究用辭和文采,但仍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後來某些文人詩那般過分追求辭藻。此外,劉勰也強調:辭藻修飾與風骨良好的結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詩,既有一定的華美,又不至於傷害風骨,因此人們在提倡建安風骨時,不僅肯定了它的風骨,也肯定了它風骨和藻飾結合的一面。所以,從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風骨的人儘管各自的著眼點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文壇上的一些不足,象辭藻過於華麗,用字過於艱深,風格軟靡無力,內容或空洞或繁雜,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氣,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風格明朗剛健等,這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漢獻帝最後的一個年號叫作“建安”,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這稍前和稍後一段時期內的文學,一般統稱為“建安文學”。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輝煌的時代,當然也是詩歌史輝煌的時代,從這個時候起,當時的人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獨立的地位。魯迅先生說:這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在這個時代裡,詩歌、辭賦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尤其的詩歌,興起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高潮,從此奠定了文人詩的主導地位,給後世留下極深遠的影響。 建安文學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還有“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人。三曹是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成就最高。
建安(漢獻帝年號)時期,以曹操三父子為代表的創作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時,又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 “ 慷慨悲涼 ” 的獨特風格,這種傑出成就被稱為 “ 建安風骨 ” ,也叫 “ 魏晉風骨 ” 。建安風骨的特徵是高揚政治理想。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在他們周圍聚集了眾多作家。他們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高潮。 【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後人尊為典範。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於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後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至於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時間。這一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盪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鉅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於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豔,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盪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後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唐劉勰和鍾嶸反覆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讚“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當代魯迅先生讚譽: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是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標誌。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建安時代以五言詩為主的文學以風骨遒勁而著稱,被後來人尊為典範,這既是文學史上經常提到的“建安風骨”。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運用於魏、晉、南朝時的人物評論,大體上“風”偏重指精神氣質,“骨”偏重於指骨格形態,二者密不可分,合而為一為風骨。後來也沿用到了書畫理論中。 至於文學評論中的風骨論,當以《文心雕龍》中講述的較為詳盡。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種內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風,文章才能鮮明而生動,當然,“風”始終比較虛化,它與作品的內容和情感有關,但並非指內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也就是說文章應該表現的剛健有力,“骨”是一個比較實的概念,直接體現在語言的運用上;語言準確、簡練、明晰,文章就能表現得有力。風骨這一概念很強調完整性,它們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兩個概念來看。 建安風骨所指的文學風貌主要是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建安時代的作家,擺脫了儒學的束縛,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處在戰亂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現的慷慨激昂。還有就是建安詩文所具有的明朗剛健的風格。 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也講究用辭和文采,但仍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後來某些文人詩那般過分追求辭藻。此外,劉勰也強調:辭藻修飾與風骨良好的結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詩,既有一定的華美,又不至於傷害風骨,因此人們在提倡建安風骨時,不僅肯定了它的風骨,也肯定了它風骨和藻飾結合的一面。所以,從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風骨的人儘管各自的著眼點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文壇上的一些不足,象辭藻過於華麗,用字過於艱深,風格軟靡無力,內容或空洞或繁雜,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氣,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風格明朗剛健等,這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漢獻帝最後的一個年號叫作“建安”,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這稍前和稍後一段時期內的文學,一般統稱為“建安文學”。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輝煌的時代,當然也是詩歌史輝煌的時代,從這個時候起,當時的人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獨立的地位。魯迅先生說:這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在這個時代裡,詩歌、辭賦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尤其的詩歌,興起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高潮,從此奠定了文人詩的主導地位,給後世留下極深遠的影響。 建安文學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還有“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人。三曹是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