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的疑古學家姚際恆在他的《禮記通論輯本·中庸卷》開篇就說，“予分出此帙，以為偽中庸者，蓋以其為二氏之學也。”所謂的“二氏”，便是指的佛老，主要指佛教。那麼，他有什麼根據呢？
首先，從《中庸》的傳承脈絡來看，《禮記》是漢儒所定，《中庸》在第三十一篇。最早單獨把《中庸》從《禮記》裡提出來的，是劉宋戴顒撰《中庸傳》二卷。晉、宋世，士人競尚佛教，戴顒和他爹都是雕刻佛像的高手，定是對佛教篤信之人。到梁武帝撰《中庸疏》二卷，而梁武帝崇佛，世所共知。到宋代，周敦頤“學於東林禪師，東林授以中庸”，後一直傳到朱熹。甚至得出“然則好禪學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禪學。”的結論。
其次，從《中庸》內容看，一、和孔孟的思想相背離。“今偽中庸所言，無非高遠之事。”聖人教人舉而近之，偽《中庸》教人推而遠之。舉而近之者，只在日用應事接物上，如孝弟忠信以及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推而遠之者，只在幽獨自處靜觀上。二、認為《中庸》多“虛言高論而無益者”，連聖人都做不到，不切實際。“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乎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
他的說法雖然只是一家之言，而且難免流於為了證偽而證偽的窠臼中，但至少可以給我們務實的警醒。而且即便《中庸》是漢代偽書，“中庸”“中正”、不偏不倚的思想卻是自上古即已有之，是不容置疑的。
清代著名的疑古學家姚際恆在他的《禮記通論輯本·中庸卷》開篇就說，“予分出此帙，以為偽中庸者，蓋以其為二氏之學也。”所謂的“二氏”，便是指的佛老，主要指佛教。那麼，他有什麼根據呢？
首先，從《中庸》的傳承脈絡來看，《禮記》是漢儒所定，《中庸》在第三十一篇。最早單獨把《中庸》從《禮記》裡提出來的，是劉宋戴顒撰《中庸傳》二卷。晉、宋世，士人競尚佛教，戴顒和他爹都是雕刻佛像的高手，定是對佛教篤信之人。到梁武帝撰《中庸疏》二卷，而梁武帝崇佛，世所共知。到宋代，周敦頤“學於東林禪師，東林授以中庸”，後一直傳到朱熹。甚至得出“然則好禪學者，必尚中庸，尚中庸者，必好禪學。”的結論。
其次，從《中庸》內容看，一、和孔孟的思想相背離。“今偽中庸所言，無非高遠之事。”聖人教人舉而近之，偽《中庸》教人推而遠之。舉而近之者，只在日用應事接物上，如孝弟忠信以及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推而遠之者，只在幽獨自處靜觀上。二、認為《中庸》多“虛言高論而無益者”，連聖人都做不到，不切實際。“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乎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
他的說法雖然只是一家之言，而且難免流於為了證偽而證偽的窠臼中，但至少可以給我們務實的警醒。而且即便《中庸》是漢代偽書，“中庸”“中正”、不偏不倚的思想卻是自上古即已有之，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