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清代的考據學（或稱漢學）自清初發韌之後，到乾、嘉時期達到鼎盛階段。如果說顧炎武、閻若璩為其先驅者的話，那麼戴震則是其鼎盛階段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在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在梁啟超看來，清代學術主要是考據學的興起、發展和演化，他將清代的考據學分為啟蒙運動的初期、全盛時期和蛻分期，他所列全盛期的代表人物為惠棟和戴震。然而，在實際上，雖然惠棟和戴震都是經學大師，二人且有師友之誼，但戴震的成就卻在惠棟之上。惠氏之學專以“古今”為“是非”標準，拘泥於漢儒註釋，“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經學”。戴震則不然，他不但信漢，同時也疑漢，主張“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不為考據所拘，反對為考據而考據。他著述繁富，學識廣博，在清代學術史上有著卓絕的歷史地位。第二部分戴震（1724—1777）字東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寧（今屬屯溪市）人。他的出身很一般，既不是官宦之家，又非書香門第。他的父親乃是一個小商販，戴震曾隨其到外地經商。然而，戴震在幼年時即不同於一般人。洪榜在《戴先生行狀》中說他“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他學習“好深湛之思”，善於發現和思考問題。據說，戴震隨塾師學“《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時，他問老師：“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老師答道：“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即問：“子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這使得“師無以應”，並“大奇之”。梁啟超認為，這段故事不僅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且可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也就是說，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當發現這種間隙後，便進一步深究，直到全部弄明白為止；只相信自己實事求是的探索，連聖哲父師之言也不肯輕信。實際上，戴震在求學過程中始終貫徹著這種追根問底、無徵不信的治學精神。第三部分在求學過程中，戴震的家境卻是十分窘迫的。他17歲左右時就已盡通“十三經”，但由於“家極貧，無以為業”，直到20歲才留意科舉，並拜江永為師。不過，他“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洪榜《戴先生行狀》）。極端困苦的生活沒有使他退縮，在這種情況下，他依然治學不輟。由此，他的學術日見進步，不斷有著述問世，而且名聲日重，引起當時許多知名學者的矚目。可是，戴震儘管名高一時，在科舉上卻一再受挫，40歲中舉後，10餘年間，他6次參加會試皆不第，只得一直從事教書與著述之業。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開四庫館，51歲的戴震在紀昀的推薦下，以舉人身份被特召入館任纂修官，從事校訂書籍的工作。第四部分作為經學大師，戴震的經學研究是從考據入手的，在二者的結合上，他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在研求字義時，他先考之於篆書，於是他讀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逐漸覺得了解了古代聖人造字的本始。既而他又懷疑許慎未盡古訓，遂從友人處借來《十三經注疏》，方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所以，他認為凡是經籍文獻中所涉及的文字、音韻、訓詁、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演算法、樂律等方面，都應探究其本始，只有這樣，才能會通經文，瞭解經文的思想內容。他的這種窮究本原的精神，使他“為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穫，乃參考之，果不可易”（《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戴震傳》），他的成就，他的主要著作也集中在小學、測算、典章制度幾個方面。第五部分戴震精於考據，併成為一代經師，但他是以尋求義理為其終極目的的。在他那裡，考據僅是尋求義理的工具，他本人曾說：“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明文字、訓詁、測算、典章制度，方可明古經，從而達到明義理的目的。戴震尋討聖哲義理正是走的這個路子，所以後人總結說：“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這種評述至為妥當。第六部分《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兩書是戴震義理方面的代表作。
戴震在他去世的那年給段玉裁的信中還說：“僕平生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基於此，他對歪曲六經以至於害道的程朱理學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判，指出他們不僅僅使孔孟之書本義喪失，其危害更大者，乃是後儒像“酷吏以法殺人”那樣“以理殺人”（《東原文集》卷八《與某書》）。
第一部分清代的考據學（或稱漢學）自清初發韌之後，到乾、嘉時期達到鼎盛階段。如果說顧炎武、閻若璩為其先驅者的話，那麼戴震則是其鼎盛階段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在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說：“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在梁啟超看來，清代學術主要是考據學的興起、發展和演化，他將清代的考據學分為啟蒙運動的初期、全盛時期和蛻分期，他所列全盛期的代表人物為惠棟和戴震。然而，在實際上，雖然惠棟和戴震都是經學大師，二人且有師友之誼，但戴震的成就卻在惠棟之上。惠氏之學專以“古今”為“是非”標準，拘泥於漢儒註釋，“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經學”。戴震則不然，他不但信漢，同時也疑漢，主張“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不為考據所拘，反對為考據而考據。他著述繁富，學識廣博，在清代學術史上有著卓絕的歷史地位。第二部分戴震（1724—1777）字東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寧（今屬屯溪市）人。他的出身很一般，既不是官宦之家，又非書香門第。他的父親乃是一個小商販，戴震曾隨其到外地經商。然而，戴震在幼年時即不同於一般人。洪榜在《戴先生行狀》中說他“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他學習“好深湛之思”，善於發現和思考問題。據說，戴震隨塾師學“《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時，他問老師：“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老師答道：“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即問：“子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這使得“師無以應”，並“大奇之”。梁啟超認為，這段故事不僅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且可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也就是說，無論何人之言，決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當發現這種間隙後，便進一步深究，直到全部弄明白為止；只相信自己實事求是的探索，連聖哲父師之言也不肯輕信。實際上，戴震在求學過程中始終貫徹著這種追根問底、無徵不信的治學精神。第三部分在求學過程中，戴震的家境卻是十分窘迫的。他17歲左右時就已盡通“十三經”，但由於“家極貧，無以為業”，直到20歲才留意科舉，並拜江永為師。不過，他“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覃思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洪榜《戴先生行狀》）。極端困苦的生活沒有使他退縮，在這種情況下，他依然治學不輟。由此，他的學術日見進步，不斷有著述問世，而且名聲日重，引起當時許多知名學者的矚目。可是，戴震儘管名高一時，在科舉上卻一再受挫，40歲中舉後，10餘年間，他6次參加會試皆不第，只得一直從事教書與著述之業。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開四庫館，51歲的戴震在紀昀的推薦下，以舉人身份被特召入館任纂修官，從事校訂書籍的工作。第四部分作為經學大師，戴震的經學研究是從考據入手的，在二者的結合上，他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在研求字義時，他先考之於篆書，於是他讀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逐漸覺得了解了古代聖人造字的本始。既而他又懷疑許慎未盡古訓，遂從友人處借來《十三經注疏》，方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所以，他認為凡是經籍文獻中所涉及的文字、音韻、訓詁、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演算法、樂律等方面，都應探究其本始，只有這樣，才能會通經文，瞭解經文的思想內容。他的這種窮究本原的精神，使他“為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穫，乃參考之，果不可易”（《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戴震傳》），他的成就，他的主要著作也集中在小學、測算、典章制度幾個方面。第五部分戴震精於考據，併成為一代經師，但他是以尋求義理為其終極目的的。在他那裡，考據僅是尋求義理的工具，他本人曾說：“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明文字、訓詁、測算、典章制度，方可明古經，從而達到明義理的目的。戴震尋討聖哲義理正是走的這個路子，所以後人總結說：“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這種評述至為妥當。第六部分《原善》和《孟子字義疏證》兩書是戴震義理方面的代表作。
戴震在他去世的那年給段玉裁的信中還說：“僕平生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他晚年出口此言，說明他不僅十分看重自己的義理之作，而且十分看重義理之學。他的這些著作本為恢復六經及孔孟之書的本義而作，把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了程朱理學。段玉裁說，戴震的《疏證》大蓋是在《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之後，“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慾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同上）。戴震認為，宋儒雜荀子、老莊、釋氏以入六經、孔孟之書，學者莫知其非，而六經、孔孟之道亡矣。基於此，他對歪曲六經以至於害道的程朱理學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批判，指出他們不僅僅使孔孟之書本義喪失，其危害更大者，乃是後儒像“酷吏以法殺人”那樣“以理殺人”（《東原文集》卷八《與某書》）。
所以，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不無痛心疾首之意地指出：“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第七部分戴震生前或者去世以後，其追隨者很多，他的著名弟子如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人都光大了戴震的學術成就，有的甚至超過了戴震。只是由於受當時考據學風的影響，雖然其中不乏汪中、阮元這樣的戴氏後學以音訓考據與探索義理相結合者，但他們中有不少人只趨歸於考據一途。不過，無論如何，戴震的義理之學畢竟在其學術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相比較來說，它還頗受後人推崇。戴震之後的清代大經學家和思想家焦循就說：“東原所著書，唯《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精善。”又說：“吾謂東原即此二書，自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