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道時期，綠營兵便已暴露出戰鬥力低下、腐敗的弊端，因此清廷要求裁撤綠營的呼聲日烈，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更是把綠營一時推上了風口浪尖，不僅讓國家經制之師的顏面一掃而盡，而且地位也被後來的湘軍、淮軍等勇營軍隊所取代。此外，清朝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已經難以承擔鉅額的養兵費用，裁撤綠營迫在眉睫。總體而言，清朝晚期裁撤綠營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下面分而述之。

清軍在演習中

（一）甲午戰爭以前的裁軍

這時的裁軍幅度尚未有之後那麼大，主要具有幾種形式：第一是淘汰了年老體弱的綠營兵丁，以緩解巨大的財政壓力，但仍維持現有的養兵規模。第二是減兵加餉，清朝綠營兵丁的收入歷來很低，為了鼓舞士氣，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左宗棠曾上折提出加餉銀，將裁撤綠營兵丁的軍餉用來提高現有綠營兵的待遇，使其餉銀足夠養家餬口，可以安心練兵。朝廷批准了左宗棠的這一提案，在福建省共裁剪了綠營兵3萬餘名，其後浙江、廣東、江蘇等地紛紛仿效。第三便是裁減綠營而組建新軍，將許多原來的綠營兵抽調出來組建新軍，淘汰綠營傳統的鳥槍、弓箭等裝備，採用洋槍洋炮進行操練。

嘉道時期經過近三十年的裁軍，共裁減綠營兵17萬多人，接近綠營數量的三分之一。不過這一時期對綠營的裁減的目的主要還是意圖提高綠營的戰鬥力，並非從體制上消滅綠營，因此重建綠營的工作也同時展開。

清朝八旗軍隊

( 二) 1895 年至 1899 年的裁軍

甲午一戰後簽訂了《馬關條約》，清政府要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在巨大的賠款壓力後，各省督撫紛紛上策，建議清政府裁減部分綠營，將節省出來的軍費用來培養，這一決定幾天內便倉促出臺。在壓力之下，此次綠營的裁汰規模浩大，在不到5年的時間內共裁減了10多萬人。不過朝廷匆忙部署的裁軍措施遭到了包括張之洞在內的地方督撫的反對，彼時張之洞正代理兩江總督的職務，他制定了“四不裁”策略：“官弁不宜裁、練軍不宜裁、存營之兵不能裁、汛兵也不裁”，主要目的是保持現有綠營軍隊的穩定性和戰鬥力，唯一可裁的是零星汛兵，因為他們既不須操練備戰，也不能緝捕盜賊，沒有實際功用。

這次裁軍方案沒有經過周密的籌劃便出臺了，帶有強制性的特點，因為此時清政府並沒有想好裁撤綠營後的替代者。清朝綠營除了駐防外，還負有維護社會治安的職能，無論是緝拿犯人、守衛衙門，還是護送餉銀、傳遞公文，都離不開綠營。因此綠營一旦被裁撤過多，就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可以承擔綠營職能的隊伍，這樣勢必會影響國家職能機器的運轉。因此，甲午戰爭後的第五年，清朝便停止了裁軍。

《馬關條約》簽訂現場

（三）1900 年以後的裁軍

這是晚清最後的十年，也是裁撤綠營最為徹底的十年。此時苟延殘喘的清朝試圖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透過打造一支近代化的新式軍隊來鞏固王朝的統治。既然要大力發展新軍，那麼已成老朽之勢的綠營勢必要為其騰出位置。但是這時的清政府就如何裁撤綠營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因此各地自行裁撤綠營的情形十分普遍。這就造成了綠營要麼是透過人為地解散、要麼是戰敗而潰散、要麼是被當地軍政當局遣散的局面。不過，這時期對裁減後的綠營軍也有較為完善的善後機制，主要有三種去向，第一是繼續掛靠在綠營各標營中，第二是到其他新建的軍事組織中去，第三是到各類軍事學堂繼續深造。總之，到清朝滅亡前夕，各地的綠營已所存無幾。自清朝滅亡，綠營軍也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參考文獻：

田玉洪：《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裁撤綠營簡論》，《臨沂大學學報》2005年27卷第4期。

田玉洪、張洪良：《張之洞與綠營裁軍》，《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0期。

田玉洪、李繼紅：《大分流:清季綠營裁軍中的軍官安置》，《軍事歷史研究》2013年第3期。

田玉洪、鮑江濤：《晚清綠營裁軍述論》，《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16卷第4期。

清代大規模裁撤綠營的動作大約是在甲午戰爭以後啟動的。其每一階段裁軍的訴求並不想同，有因戰爭賠款導致的，有因徹底根除綠營為目的的，各類說法不一而足。

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清庭需要償還鉅額戰爭賠款，諭令各地督撫商量對策。總體思路是“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之後，戶部提出了裁撤部分綠營，用以節省軍費用以支付賠款的建議獲批。這一倉促的裁撤行動並未得到各地督撫的認同呼應。據相關學術研究資料顯示，以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為例，其前後裁撤兵丁僅5000餘人，無論從數量與節省的軍費，與清廷當時的要求相差甚遠。到了1898年底，這一裁撤勢頭基本停歇。清廷這一裁撤計劃的擱淺，反映出了其裁兵的主觀努力和客觀現實性之間的背離。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緒帝名義在西安頒佈了“預約變法”的上諭，8月，張之洞和劉坤聯合發出了“江楚會奏三折”，裁撤綠營成為其中的中心內容之一。兩人在奏摺中提出了分步裁撤的計劃，即採取自然死亡法，對於綠營官員按照年齡、學識、資歷等，按職務進行分別安置。但這一思想只在湖南、湖北、雲南等地得到推廣，大多數省份沒有按照其建議執行，節奏快慢不一，尤其是其中對綠營官員的安置，各省政策不一，多“擱置不議”，直到清宣統年間才進行大規模安置和遣散。以山西、廣東、山東為例，三省在1905年以前就將綠營裁撤完畢，河南在1906年裁撤完畢。

客觀上來說，晚清鉅額戰爭賠款使其財政破產 ，中央和各省財政都一直是入不敷出。此時的清廷正值推新政，練新軍，舉辦教育和各種實業，興辦警察，耗資巨大，綠營就首當其中成了分而食之的“唐僧肉”。尤其是各省的新軍和警察，其經費無不來自綠營軍費。以山西為例，其1902年就將綠營兵丁基本裁乾淨。

綠營軍初期戰鬥力尚可，康熙三藩戰役都是以綠營為主，但隨後基本墮落。

乾隆時期綠營已經無用，徒費軍餉，這和滿清整體墮落有關。比如嘉慶初期的王聰兒大起義就是如此，白蓮教15萬烏合之眾在19歲寡婦王聰兒率領下，縱橫豫鄂川陝四省三年，擊斃綠營提督、總兵等高階軍官60多人，滿清政權依靠漢族團練和2億兩白銀軍費才勉強鎮壓下去，綠營戰鬥力可見一斑。

此後，綠營軍隊越發頹廢。

太平天國則是綠營衰落的極致。滿清依舊只能招募漢族地主組建團練，湘軍因此崛起，天平天國覆沒之後，曾國藩湘軍主體解散，左宗棠湘軍與李鴻章淮軍崛起。

此後，左記湘軍與李鴻章淮軍實際成為國家正規軍，而袁世凱北洋軍也脫胎於淮軍。

滿清自1894年編練新軍開始，1904年開始編練36鎮新式陸軍，綠營軍作戰主力地位喪失。原本60多萬綠營軍，最終只殘餘營制，再逐步轉向警察與地方守備的汛兵、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