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犯人公開審判定罪過程，提供上訴條件，行刑前接受異議直到確鑿定罪

上路前先餵飽，和家人道個別，行刑要在黃昏，沒家屬認領的屍體由官府厚葬

特別現代化的一套程式

處決囚犯之前，給他安排酒食

犯人能在臨終前和家屬見面

如果在臨刑前喊冤，必須終止死刑的執行，須上報上級部門裁決

執行死刑一般在黃昏時刻，允許家屬在第二天領屍

如果沒有家屬來領屍，由官府負責安葬

在現代，對死囚犯講人道主義已經基本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如在冰島這個國家，是沒有死刑犯的，且他們的最高判期是22年。死刑犯除了沒有自由以外，在監獄裡基本享受著五星級的待遇。這就讓我們很不理解，實在是做的有點過了，這不是變相地鼓勵人們犯罪嗎？

在宋代，死囚犯自然是享受不了這樣的權利，但即便是被砍頭，也是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的。我們可以把這種做法稱為“臨終關懷”，那麼宋人是怎麼做的呢？

“紅杏枝頭春意鬧”，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句詩。因為這首詩，他的作者宋祁還得了一個“紅杏尚書”的雅稱。不過我們今天說的並不是他，而是他的父親宋玘。他的父親宋玘是個大法官，他每次執行死刑的時候，都會拿著最終判決書大聲向囚犯宣讀：“爾罪應死，盡詔家人，使之相見。”說完以後還為死囚犯安排了“最後的晚餐”，讓他吃飽了好上路，莫要做個餓死鬼。那麼死囚犯聽了以後什麼感受呢？史書記載，“囚皆叩顙感泣”，把這些死囚犯感動的一把鼻涕一把淚。

那麼這麼做就完了嗎？等到處死犯人以後，宋玘又請來一些僧人為他們超度亡靈。因此，常州的死囚犯都非常感激宋玘，對他說：“若勿化有知，當為宋府君作狗馬償厚德。”這些死囚犯是發自內心的感激他。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死囚犯一般是沒有任何權利的。別說死囚犯了，就是你犯了一點罪，也就不會把你當人看了，這種所謂的邏輯就是“犯人不是人”。如果瞭解這個情況，你就會明白宋玘是多麼的開明、厚道。

那麼，我們在這裡單單舉宋玘的例子，除了證明他有很高的道德以外，似乎沒有證據證明宋代也普遍實行這樣的“臨終關懷”。帶著這個疑問，我們翻閱宋朝的典籍，一探究竟。

在宋代的《元豐令》、《天聖令》裡，還真有這樣的規定。這套制度包括七個層面：

一、處決囚犯之前，“仍先給酒食”，這個似乎沒說麼說的，歷朝歷代的都這樣做；

二、“聽親戚辭訣”，就是犯人能和家屬臨終前見上一邊，互訴衷腸；

三、“示以犯狀”，公開審判，讓犯人充分享有知情權，不做個胡塗鬼、屈死鬼；

四、“不得掩塞其口”，允許犯人有表達權，如果覺得不服宣判，可以當即申訴；

五、如果死囚“翻異，或其家屬稱冤”，必須終止死刑的執行，須要快馬加鞭提交到上級部門請求裁決；

六、囚犯執行死刑一般選在黃昏時刻，並允許家屬第二天前來領取屍體，官府不得阻撓；

七、“諸死囚，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棺並用官物造給，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上，書其姓名。”這就是說沒有家屬來認領屍體的囚犯由官府負責安葬。

從這些規章制度裡，我們的確可以看出宋人對於判決死刑犯的審慎。因為，人命大於天，一旦判錯，性命就無法挽回了。那麼，這種制度是宋朝獨創的嗎？當然不是，這種優良傳統一直都有，只不過到了宋代才真正將其發揚光大。如《唐令·獄官令》規定：“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末後行刑。”另外也有官府為無人收屍的死囚犯進行掩埋的做法。只不過到了五代時，“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視人命如草芥，也就自然不會有這種“臨終關懷”了。

經歷了“五姓十三君”的亂世局面後，宋人意識到人命的可貴姓。所以在當時的社會上留傳這樣一句話，“寧做太平犬，不為亂離人”。老百姓普遍不願意打仗，朝廷也自然珍視生命，除了不輕易打仗以外，就是在刑事判決時儘量沒有冤案。此外“不得掩塞其口”尤其值得稱道，在武則天時代，處決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而宋人這麼做，無疑是撥亂反正，讓犯人享有“臨刑稱冤”的權利。

這種“臨刑稱冤”也不是憑空而來。早在宋代之前，古人就有“恤刑慎殺”的司法理念。

我們的祖先極為重視人命，認為“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正因為人命關天，才不能亂殺一人，正如《尚書》裡所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這已經和我們今天的司法理念很接近了，如在中國刑法裡有所謂的“疑罪從無”原則。

《周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古人正是受了這個思想的影響，所以即便是證據確鑿，對犯人處以死刑，也認為這畢竟奪去的是一條人命。對於死刑犯的處決，古人表現出很大的敬畏之心，一般只允許“秋後問斬”。因為四時各有自己的規律，春夏是生長的季節，秋季是肅殺的季節。

那麼，雖然是在制度上規定了“臨終關懷”，究竟有沒有執行呢？根據文獻記載，宋朝時，還真有官員沒有履行這一制度。有些州縣“以紙錢厚蒙其首”，甚至還有一群官員圍繞著囚犯“傳呼鼓譟”，致使其不僅無法喊冤，同時也耽誤了和家人的臨終道別。朝廷瞭解了此類情況以後，便派官員前去著手調查。

殿中侍御史林旦就接手了這一任務，他在臨行前告訴皇帝“臣之此行，不過辦決一時囚繫而已”。也就是認為此舉是治標不治本的，不會有任何顯著的成效。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套制度雖然很好，但有些官員對之置若罔聞，並沒有很好的執行。可是話又說回來，不怕問題不存在，就怕問題不解決。正是有見於此，林旦向朝廷提出建議，“若尚敢違敕，令統轄官司覺按劾，並許被苦之家申訴，立為受理。不奉法者，並以違制論。”最後，哲宗皇帝對林旦大加讚賞，同意了他的建議。認為只要嚴格執行這個制度，積累很多年的弊端自可迎刃而解。

我們今天來看宋代的這套“臨終關懷”，依然覺得極為人道，充滿溫情。尤其是宋玘處決囚犯以後，還要請僧人為他們超度亡靈。犯人雖然犯了罪，但他只不過是犯了罪的人而已，依然還是人，絕對不能把他們不當人看。一個罪犯犯了罪，他受到的懲罰其實是雙重的，除了法律的懲罰以外，他還有良知的拷問。而相比於前者，後者的懲罰更為嚴重，因為後者是誅心之痛，這也正是《罪與罰》想要說明的。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我們再讀這一句話，就會更理解宋人的“臨終關懷”了。

文：甪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