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賞析：
一、結構解析
鄭振鐸的《家庭的故事》(共 16篇)是一部寫實短篇小說集。他的寫實小說歷來被文學評論家所忽略，大概是人們覺得“他寫那平平淡淡的家庭瑣事與脈脈溫情中輕籠的哀愁，更有悖於‘血和淚的文學’的主張”(《略論鄭振鐸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遊友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貓》是《家庭的故事》中的第一篇。當我們讀過《貓》後，在潛意識裡會把它當作記敘文或者散文。的確如此，因為在《貓》中講述的家庭生活，敘述時間與故事發展的時間同步(並沒有把故事時間採用插敘或倒敘等手法扭曲著來表現);文字反映的生活也不復雜，只是記寫了家養“三隻貓”的生活片段，似乎更像“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然而這正是鄭振鐸小說的特別之處，也是現代文學史上小說創作的一種嘗試。許多作家都有這樣的探索，如巴金的長篇小說《家》、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等都取材於作家熟悉的家庭生活;還有魯迅，如果說他的《傷逝》作為家庭小說的痕跡還不明顯的話，那麼《故鄉》中的一聲“迅哥兒”則是這類小說最鮮明的烙印，因為有作家濃重的生活影子在裡面。
初看《貓》，語言具有較大的隨意性，但是稍微分析一下作品的行文脈落就能發現其實作家很講究寫作技法，主題與寄託的情感在故事情節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渲染。
比如“三隻貓”，其中“黃色小貓”和“花白貓”都很活潑、很可愛，但詳略安排不完全相同;而且根據“這隻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一句話來看，第二隻貓帶給“我和家人”的“生命的新鮮與快樂”來得更加強烈與鮮明。然而“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恰好對應了一句話：“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強烈”。“我”在養貓的經歷中感受到了悲劇意味。第三隻貓無論從“出身”(來歷)還是醜陋和肥壯的外表以及時時表現得非常“憂鬱性”和“懶惰”，都表明它在“我家”得到的寵愛都不如前兩隻貓。如此看來，第三隻貓大概不會再落得一個“自然死亡”或“被外人掠奪走”的悲劇命運吧?但結果它出人意料地被“我”“冤苦”而死，被“我”害死。至此，“貓”這種動物的悲劇命運產生的悲劇色彩在構成對比的情節演繹中給讀者留下更加強烈的震撼和衝擊。
再如第一隻貓的病死，第二隻貓被外人掠奪，第三隻貓被人冤屈而死，這是小說敘事的表層結構(故事直接展示給讀者的情節發展流程)，似乎波瀾不驚，而作品的深層結構(小說的隱性含義或線索)藉助“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以及“自此，我家永不養貓”這兩句話的對比得以體現。前者是因為曾經擁有的“新鮮與快樂”無端地失落而下定決心不想再讓自己品嚐失去美好事物的痛楚;而後者是因為全家人誤解、冤苦、害死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在心中留下了負罪感，覺得永遠愧對這種生靈。如果說“好久”表達了“我”因為守護不住生命內心十分痛心與惋惜，那麼後者的“永不”則抒發了絕然毅然的情緒，內心的痛悔之意完全被遞進，被深化了。
生活在農村，大約都會有家養貓狗的習慣;當然，居住在城市中，人們也可以養寵物。如果從生活角度來觀照鄭振鐸的小說作品《貓》，會覺得文章幾乎完全是寫實，因此就會忽視文字的寫作思路和結構，讀者的眼光或許就很容易被描寫小貓可愛、活潑的形象語言所迷惑而侷限其中，進而把一篇完整的作品讀得支離破碎。
二、主題探究
小說的主題是多元的。更何況《貓》是一篇特意迴避傳統的小說創作套路而只敘述人和貓的故事，對它的主題出現多樣化理解，是非常自然的。《貓》創作於1925年11月7日，在這前後的時期鄭振鐸主要的社會經歷有如下一些：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茅盾、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聖陶、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茅盾、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聖陶、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
1934年回到上海，和周揚、茅盾、葉聖陶等發起成立“中國文藝界協會”。
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週刊》。
由上述可以看到，鄭振鐸也深受五四時期從西方傳入的科學、民主、博愛等思想的影響，然而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跟魯迅在1924年至1925年思想上非常“彷徨”一樣，鄭振鐸也無法看清水深火熱之中的國家出路在何方。那麼，與其說是作家主動選擇家庭生活作為創作的題材，還不如說是當時反動軍閥段祺瑞執政時期黑暗的政治恐怖籠罩了整個社會(魯迅《紀念劉和珍君》1926年3月18日)的結果。這是因為對於作家而言，他們的生活中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外在的社會生活，另一個是自己的內心世界。比如同時代的作家張愛玲，當她很年青的時候，其實在她擁有戀愛經歷之前，就已經把“兩人世界”描摹得入木三分了，這是內心想象的功夫和對人世洞若觀火的結果。而創作於1925年至1927年間的《家庭的故事》，秉承著“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視角被嚴酷的社會現實所扼殺，由觀照社會轉向了“內視”，開始審視、挖掘和揭示人性的多面性。
短篇小說《貓》讀起來平淡樸實，其實正是作家刻意“淡化了傳統小說中的二元對立模式”(人和命運的二元對立)，《貓》中出現的則是人和貓的命運之間的關係，只是將敘事內容採用散文化的寫法創作而已。“貓”是動物，“我”是“人”。可以這麼說，當人和動物對立的時候永遠都要比人與人對立起來更能看到真實的“人性”，而且看得更真切。
比如第一隻貓“很活潑”， “我”看著三妹逗貓玩的融融洩洩的生活情景“感著生命的新鮮與快樂”，當貓無故病死後“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併為之“酸辛”;當第二隻“更有趣，更活潑”的貓在周圍鄰居冷漠的觀望中被那些“過路人”捉走後就“悵然”、“憤恨”、“詛罵”，在這段生活經歷中展示的“我的人性”充滿愛心，表現得十分寬容、溫馨、善良和光明。然而在“芙蓉鳥事件”發生後的“我”，不僅只憑主觀猜測“妄下斷語”，面對貓這個弱小、可憐的動物“怒氣沖天”、“拿木棒追打”、“心裡還憤的，以為懲戒的還沒有快意”，人在動物面前恃強凌弱，則充分暴露了人性中兇惡、冷酷、殘暴和陰暗的一面。不過，當“我”明白這隻醜貓並非是罪魁禍首後，良心受到了譴責，就開始對“無人性”(人性的陰暗面)的言行表現加以痛心疾首地批判，作為自己“心靈救贖”的“急救包”，則象徵著人性中“公正”和 “正義”的覺醒。正如孟子在《魚我所欲也》裡說的：“(本心：天性)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又是光明的人性的迴歸，唱響了一曲人性的牧歌。
《貓》這篇小說作為愛心等情感教育和反思精神等思想教育的題材比較合適。
上述所說的僅僅是我個人的解讀，如果能帶給大家的教學帶來幫助，那麼我就知足了。
以上就是分享的《貓》賞析的全部內容。
《貓》賞析：
一、結構解析
鄭振鐸的《家庭的故事》(共 16篇)是一部寫實短篇小說集。他的寫實小說歷來被文學評論家所忽略，大概是人們覺得“他寫那平平淡淡的家庭瑣事與脈脈溫情中輕籠的哀愁，更有悖於‘血和淚的文學’的主張”(《略論鄭振鐸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遊友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貓》是《家庭的故事》中的第一篇。當我們讀過《貓》後，在潛意識裡會把它當作記敘文或者散文。的確如此，因為在《貓》中講述的家庭生活，敘述時間與故事發展的時間同步(並沒有把故事時間採用插敘或倒敘等手法扭曲著來表現);文字反映的生活也不復雜，只是記寫了家養“三隻貓”的生活片段，似乎更像“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然而這正是鄭振鐸小說的特別之處，也是現代文學史上小說創作的一種嘗試。許多作家都有這樣的探索，如巴金的長篇小說《家》、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等都取材於作家熟悉的家庭生活;還有魯迅，如果說他的《傷逝》作為家庭小說的痕跡還不明顯的話，那麼《故鄉》中的一聲“迅哥兒”則是這類小說最鮮明的烙印，因為有作家濃重的生活影子在裡面。
初看《貓》，語言具有較大的隨意性，但是稍微分析一下作品的行文脈落就能發現其實作家很講究寫作技法，主題與寄託的情感在故事情節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渲染。
比如“三隻貓”，其中“黃色小貓”和“花白貓”都很活潑、很可愛，但詳略安排不完全相同;而且根據“這隻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一句話來看，第二隻貓帶給“我和家人”的“生命的新鮮與快樂”來得更加強烈與鮮明。然而“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恰好對應了一句話：“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強烈”。“我”在養貓的經歷中感受到了悲劇意味。第三隻貓無論從“出身”(來歷)還是醜陋和肥壯的外表以及時時表現得非常“憂鬱性”和“懶惰”，都表明它在“我家”得到的寵愛都不如前兩隻貓。如此看來，第三隻貓大概不會再落得一個“自然死亡”或“被外人掠奪走”的悲劇命運吧?但結果它出人意料地被“我”“冤苦”而死，被“我”害死。至此，“貓”這種動物的悲劇命運產生的悲劇色彩在構成對比的情節演繹中給讀者留下更加強烈的震撼和衝擊。
再如第一隻貓的病死，第二隻貓被外人掠奪，第三隻貓被人冤屈而死，這是小說敘事的表層結構(故事直接展示給讀者的情節發展流程)，似乎波瀾不驚，而作品的深層結構(小說的隱性含義或線索)藉助“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以及“自此，我家永不養貓”這兩句話的對比得以體現。前者是因為曾經擁有的“新鮮與快樂”無端地失落而下定決心不想再讓自己品嚐失去美好事物的痛楚;而後者是因為全家人誤解、冤苦、害死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在心中留下了負罪感，覺得永遠愧對這種生靈。如果說“好久”表達了“我”因為守護不住生命內心十分痛心與惋惜，那麼後者的“永不”則抒發了絕然毅然的情緒，內心的痛悔之意完全被遞進，被深化了。
生活在農村，大約都會有家養貓狗的習慣;當然，居住在城市中，人們也可以養寵物。如果從生活角度來觀照鄭振鐸的小說作品《貓》，會覺得文章幾乎完全是寫實，因此就會忽視文字的寫作思路和結構，讀者的眼光或許就很容易被描寫小貓可愛、活潑的形象語言所迷惑而侷限其中，進而把一篇完整的作品讀得支離破碎。
二、主題探究
小說的主題是多元的。更何況《貓》是一篇特意迴避傳統的小說創作套路而只敘述人和貓的故事，對它的主題出現多樣化理解，是非常自然的。《貓》創作於1925年11月7日，在這前後的時期鄭振鐸主要的社會經歷有如下一些：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茅盾、葉聖陶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聖陶、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茅盾、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聖陶、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
1934年回到上海，和周揚、茅盾、葉聖陶等發起成立“中國文藝界協會”。
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週刊》。
由上述可以看到，鄭振鐸也深受五四時期從西方傳入的科學、民主、博愛等思想的影響，然而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中期，跟魯迅在1924年至1925年思想上非常“彷徨”一樣，鄭振鐸也無法看清水深火熱之中的國家出路在何方。那麼，與其說是作家主動選擇家庭生活作為創作的題材，還不如說是當時反動軍閥段祺瑞執政時期黑暗的政治恐怖籠罩了整個社會(魯迅《紀念劉和珍君》1926年3月18日)的結果。這是因為對於作家而言，他們的生活中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外在的社會生活，另一個是自己的內心世界。比如同時代的作家張愛玲，當她很年青的時候，其實在她擁有戀愛經歷之前，就已經把“兩人世界”描摹得入木三分了，這是內心想象的功夫和對人世洞若觀火的結果。而創作於1925年至1927年間的《家庭的故事》，秉承著“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視角被嚴酷的社會現實所扼殺，由觀照社會轉向了“內視”，開始審視、挖掘和揭示人性的多面性。
短篇小說《貓》讀起來平淡樸實，其實正是作家刻意“淡化了傳統小說中的二元對立模式”(人和命運的二元對立)，《貓》中出現的則是人和貓的命運之間的關係，只是將敘事內容採用散文化的寫法創作而已。“貓”是動物，“我”是“人”。可以這麼說，當人和動物對立的時候永遠都要比人與人對立起來更能看到真實的“人性”，而且看得更真切。
比如第一隻貓“很活潑”， “我”看著三妹逗貓玩的融融洩洩的生活情景“感著生命的新鮮與快樂”，當貓無故病死後“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併為之“酸辛”;當第二隻“更有趣，更活潑”的貓在周圍鄰居冷漠的觀望中被那些“過路人”捉走後就“悵然”、“憤恨”、“詛罵”，在這段生活經歷中展示的“我的人性”充滿愛心，表現得十分寬容、溫馨、善良和光明。然而在“芙蓉鳥事件”發生後的“我”，不僅只憑主觀猜測“妄下斷語”，面對貓這個弱小、可憐的動物“怒氣沖天”、“拿木棒追打”、“心裡還憤的，以為懲戒的還沒有快意”，人在動物面前恃強凌弱，則充分暴露了人性中兇惡、冷酷、殘暴和陰暗的一面。不過，當“我”明白這隻醜貓並非是罪魁禍首後，良心受到了譴責，就開始對“無人性”(人性的陰暗面)的言行表現加以痛心疾首地批判，作為自己“心靈救贖”的“急救包”，則象徵著人性中“公正”和 “正義”的覺醒。正如孟子在《魚我所欲也》裡說的：“(本心：天性)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又是光明的人性的迴歸，唱響了一曲人性的牧歌。
《貓》這篇小說作為愛心等情感教育和反思精神等思想教育的題材比較合適。
上述所說的僅僅是我個人的解讀，如果能帶給大家的教學帶來幫助，那麼我就知足了。
以上就是分享的《貓》賞析的全部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