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起兵時，雖然號稱“反清復明”，但卻無法掩飾其稱王割據的野心，到頭來，只能是食言自肥。

吳三桂反清時，曾集眾人議舉兵之名，部將劉茂遐提出：

“明亡未久，人心思舊，宜立明後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為前驅矣。”可是，深知吾三桂為人的方光琛堅決反對，他說：“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尚可解，至明永曆已竄蠻夷，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今以王兵力恢復明土甚易，但不知功成之後，果能從赤松子遊乎？事勢所迫，萬不能終守臣節，篦子坡之事可一行之，又再行之乎？”

這一番話道出吳三桂的心病，動其心絃。吳三桂無意復明，謁明陵，祭永曆，乃至蓄髮易衣冠，都是譁眾取寵、收攬人心之舉。因而，“三桂聽之悚然，遂不用茂遐策”。可是，出師不能無名，於是，他命人炮製了一篇文字巧飾的《反清檄文》，把自己裝扮成一個亡明遺臣。然而不久後，便以“周王”自稱，在他以“周王”名義釋出的“升授”文告中，不僅絕口不提反清復明，甚至連興漢、恢復中華也極少提及。

以遺明代表自居的鄭經，雖對吳三桂約其出兵表示“雀躍”，卻不免持有很多疑慮。

鄭經覆信吳三桂曰：

“既慶朝廷之光復，又喜所懷之不謬，故獻一言：自古成天下之大業，必先建天下之大義，以殿下之忠貞，而擇立先帝之苗裔，則足以號召人心，而感奮忠義。不佞所以區區道及，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復之業。”

吳三桂為了取得鄭經的支援，遣禮曹錢黯賚書往臺灣，解釋不復故明而稱“周”的理由。書曰：

“先朝盛德，何日忘之，然藉擁戴以呼召人心，乃草創故智，不慎於始，後必終兇。項氏之於義帝、諸劉之於更始，可鑑也。使大勢既定，親賢自不乏人，與天下公議之，一德同心，宣化之例，何必遜古人耶。倡義除暴，首當削號，故改為‘周’。且列國即位改元，春秋正例，師古正名，竊附斯義耳。”

上圖鄭經畫像在這裡，吳三桂對其無意復明，已不再做任何掩飾，承認，初倡復明，不過是行“草創故智”，“藉擁戴以呼召人心”。並以親賢自居，把稱“周”改號，比為“春秋正例”，已暴露了他欲稱帝自為的個人野心。故鄭經聞言，大為感嘆，曰：“吳藩萌念已差，不但不能取信天下、號召英雄，實為後世羞耳。”

由吳三桂與鄭經之間的書信往來可以看出，鄭經出兵助吳，志在復明，即如舊時文人所言“鄭王雖偏守臺灣，而尊王朔，志存繼主，忠孝凜然。”而吳三桂約鄭經出兵，則是要鄭經助他打天下。因而，他們雖然同為反清，卻是目的各異，同床異夢。

耿精忠亦是如此。

他既不奉明為正朔，也不從吳尊周王，而獨樹一幟，書“甲寅”年號，鑄“裕民通寶”為幣，以充兵用，“不遵者斬”，並且與吳週一樣設立六曹官制。因而，有人說：

“耿王自三月十五日建旗之後，頒發諭示，俱稱敕旨。既用黃綾，從不遵及大明正統，既已無舊主之念，何以服兆姓之心。”

耿精忠勢力分崩離析，迅速解體亦是必然的。鄭、耿交惡之後，吳三桂遣禮曹錢黯至福建為二人和解。然而，由於吳三桂自身名義不揚，和解甚是無力，鄭將劉國軒嗤之說：“吾家在海外數十年，稱奉明號，今吳號稱周，耿稱甲寅，是以來攻爾兩家。若歸正朔，吾不難進鎮江、上南京，否則爾兩家皆吾敵國也。”

由此看來，三藩的失敗，與鄭經無關。鄭氏的政治理念和操守使他拒絕與三藩合作。

說實話，您太高看鄭經了，所謂的三藩起義從開始到失敗跟他的關係真不大，他只是響應了吳三桂同志的號召。只是這次起義的大頭領真的不咋地。

康熙削藩，政策來的太急太霸道，直接動了老吳，老耿，老尚同志的根本，加上這三貨本來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人。加上當時的社會矛盾在那兒，所以三藩老大老吳同志就打出了，“竊我先朝神器，變中國裳”口號，聲稱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並殺雲南巡撫朱國治，拘捕了按察使以下不順從的官員，釋出檄文，自稱“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興明討虜大將軍”。佯稱擁立“先皇三太子”，興明討清，蓄髮，易衣冠，傳檄遠近，致書平南、靖南二藩及各地故舊將吏，並移會臺灣鄭經，邀約響應。

起兵的開始是有少數漢人和一些少數名族的人響應了。可是大多數漢人在幹嘛呢？在看戲，看老吳同志和清兵斗的你死我活，就是兩不相幫。為什麼呢？且不說他引清兵入關，這個鍋還可以給陳圓圓同學，說老吳同志英雄難過美人關。可是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在緬甸一役，把萬曆帝給親手殺了。現在再說什麼興明誰信你啊。這也導致了，老吳同志只能在湖南一線和清軍相持了。可以說這時候只靠老吳同志的威望撐著了。

到了1673年（康熙十七年），年已七十四歲的吳三桂病死，叛軍無首，眾心瓦解，基本也就涼涼了。

1.基本上不可能的

三番起義的時候，吳三桂都七老八十了，根本不會像造反了。如果康熙不逼迫，基本吳三桂不會反。

三番起義完全是倉促之舉，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吳三桂可是殺了明朝皇帝的人，無論怎樣，沒多少人會支援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