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札多為後人臨摹，書寫時用筆自然帶書者自身的習慣，所以筆法各不相同很正常。

第二，聖教序是後人集王右軍的字並刻在碑板上的，用筆細節是看不到的，很生硬，上下氣血沒有聯動，都是斷的，神彩自然差的多。若是練習還得結合二王的墨跡來練，儘管墨跡並不十分可靠，無論如何也比光看碑強的多。個人建議多看神龍本蘭亭。

第三，蘭亭敘是真是偽難有定論，就書法成就來講天下第一行書名至實歸，後代書家莫不推崇學習之。細觀蘭亭筆法，多露鋒起筆，轉筆自然流暢姿媚橫生，的確不是死板無生機的聖教所能比的。請記住，書法要活，要的是神彩，迭宕起伏，大小變化，偃仰向背，上下左右氣血不斷，萬不可跌進碑板這個大坑出不來！

王羲之雖然沒有留下真正的親筆真跡書法作品。但是，唐初距離王羲之不到300年，相當於我們能夠看到鄭板橋八大山人書法一樣，沒有任何問題。

為了廣泛傳播王羲之書法，唐太宗詔令一些大臣臨摹王羲之的書法，包括《蘭亭序》分贈大臣學習欣賞。

他們的臨摹方法，叫做“向拓”，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複製”圖紙。

具體就是用蠟油製成的紙，是一種有一定透明度的紙，然後，對著像窗戶一樣透光的地方，把蠟紙蒙在書法真跡上面，用非常細的毛筆把輪廓勾勒下來，然後填墨，就臨摹成了。

有人會問，難道把蠟紙蒙在書法真跡上面，如果蠟紙漏墨，那不是就會損壞真跡嗎？

我告訴你，古人是負責人的，寧可不臨摹，也不會損壞真跡的。

首先，蠟紙因為有蠟油，所以紙是不會滲墨的，相當於隔著一層“玻璃”描摹。臨摹好書法真跡的輪廓以後，填墨就不能拓在真跡上填墨了。所以，“向拓”是不會損傷真跡的。

所以，這樣臨摹出來的書法，基本上是可達到“影印件”程度的。

《聖教序》拓本和碑刻的區別。上圖是拓本，下圖是碑刻。注意連帶轉折細節。

唐太宗時期，就是用這種辦法，臨摹了大量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後來的武后時期，也大量臨摹了一些王羲之、王獻之等東晉書法名作。這一時期，就流傳了很多王羲之的臨摹本書法。

那麼，真跡呢？按唐太宗的旨意，真跡要歸內府，但是，到底能不能完全歸入內府，這是不好說的。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就記載過，武后時期內府臨摹古畫，後來真跡居然被寵臣張易之私人拿走的事。

再比如說北宋時期，也臨摹過很多書畫作品，但是，對於臨摹以後的真跡去哪兒了，沒有記載。

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臨摹做王羲之、王獻之的替身，他們的真跡，還是無影無蹤的。

反而是不太貴重的臨摹本，就容易儲存下來。

那麼，《聖教序》呢？是一個集字書法作品。而集字臨摹的時候，採用的方法與“向拓”的方法一點區別都沒有。

那麼，《聖教序》與《蘭亭序》的筆法為什麼差別比較大？

問題沒有出在臨摹集字環節，而是出在上石刻碑環節和碑拓這兩個環節。

我們知道，把墨跡的字，刻成石碑上的字，肯定是要失去墨跡上的很多資訊的。

很多細部，如果說毛筆臨摹是“萬毫”齊用，那麼碑刻在某些細節上，只能是“一毫獨當”了。

因為有些細部，刻刀根本無法表現出毛筆豐富細膩的真實。

當然，我們應該相信，碑刻大體也是準確鑿刻出墨跡的筆意精神的。

但是，我們學習書法，不可能面對碑刻寫字吧？碑刻只有一個，而且也不方便學習書法。

所以就產生了“墨拓”的碑刻。一個碑可以拓出幾千個拓本來，這樣就能夠提供給很多學生，讓更多的人學習名人書法。

但是，墨拓的碑刻，由於工藝的侷限，碑刻上面刻的非常淺的筆畫和細節，就反映不出來。還有其他原因，比如刻字的刀口損壞，字口不清，也會失去墨跡的本領面目。

所以，碑刻與墨跡的差別是有一些的。

對此，我們要準確看待，不要認為碑刻就不如墨跡。

儘管碑刻失去了很多墨跡資訊，但是，仍然是我們瞭解和學習書法的重要資料。

比如我們學習王羲之書法，如果世上只有一個《蘭亭序》墨跡，二沒有《聖教序》，那麼王羲之書法的很多資訊我們就會缺失。

書法風格的多樣化，如果從墨跡來看這二十幾張的摹本風格多樣，因為王羲之自己也不能寫出一模一樣的蘭亭序，加上不斷的學習，工具，心情狀態的改變，字也就不同了。這個還好理解，如果從刻本來看，那麼會因為刀法的單調性而無法傳達筆法的豐富性。

關於情感與書法的影響，孫過庭《書譜》中有一段話就是最好的證明。

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喛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為體，共習分割槽。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在就是不同摹刻者的原因所致。因臨摹刻碑，或多後少都會融如臨摹者的審美意趣，雖然所臨摹要無我，真正做到是非常不可能的，所以就像柳公權臨摹的《十三行》和《玉版十三行》就明顯有所不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年齡問題，如顏真卿的書法《多寶塔》和《顏家廟碑》的風格就差別非常大。還有顏真卿的行書同樣也是風格差別較大，如《祭侄文稿》和《裴將軍詩帖》等。包括柳公權的楷書同樣也是不同的時期風格上也是有一定的變化的，雖然他們已經是書法尚法的奠基之代表作品，仍然難逃此規律。

至於《集王聖教序》和王羲之的《蘭亭序》的帖的不同，一與集字有關，二與刻寫和摹寫有關，實際上《集王聖教序》還是非常貼近《蘭亭序》的，如果有心得話，完全可以發現《集王聖教序》中有不少的字形就是直接臨摹與《蘭亭序》的，可以說是惟妙惟肖形神俱似。

再說尺牘書法，不像正規的作品創作，多是隨意的書寫，有感而發亦或因事而發，甚至並不刻意追求書法如何，不過到了王羲之的出神入化的筆下腕底，隨意就是經典，不是我們大多數人能夠做到的特別是現代對法所囿的現代，不過法度森嚴也沒有什麼錯誤，畢竟時代在發展，書法的技法有在不斷的完善凝鍊更精彩。

不過說他們件件作品意別並不是判若兩人，仍然在氣韻格調有共同之處的，就像一個父母的子女那樣。

凡是寫過聖教序的人都有一個感受，一遇到從蘭亭序中摘出來的字，筆法與結體就很與眾不同，不像東晉時風，而很像智永的隋人特徵。這也是郭沫若懷疑蘭亭真偽的疑點之一。這個問題明人就有指出，但蘭亭序地位太高了，影響太大了，書法水平本身也確實不差，否定蘭亭真跡是極傷華人文化感情的事。而從科學角度看，這種疑點客觀存在，應給予解釋，但現在的考古水平和資料遺存無法準確研判，只能因循舊論或私下猜測。蕭毅賺蘭亭的故事本身就說不清，誰能保證蕭毅得到的不是智永的意臨本？甚至是辨才的習作？辨才曾經向太宗奉獻過“全部”羲之真跡，而被發現獨留蘭亭是欺君之罪。你如果是辨才會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