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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諡文。  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瞭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併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援,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  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並反擊守舊派,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定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並透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絡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徵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遊褒禪山記》,亦記遊,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佈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併》、《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併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透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閒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透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這些都是他在藝術觀和創作上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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