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通用語言是日語，國際通用用語是英語。進入房間的話會脫鞋，日本女人一般會在家做家庭主婦，沒有小孩也不出去工作，男人工作掙的錢足以養活一家人。日本傳統的服裝是和服，日本人平時比較注重衣著打扮，男人工作以西裝為主。

今天我們一說日本，讓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人非常注重禮儀。一天鞠800個躬倒不去說了。日本人真正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他們的說話方式。比如去超市，咱們問服務員，“有西紅柿嗎？”但是日本人不這樣，他們這麼問：“西紅柿沒有了吧？”日本人為什麼要用否定句式呢？因為否定語態暗含著“沒有西紅柿是常態，是系統預設值”的意思。這樣一來呢，萬一真的沒有西紅柿，服務員也不至於太尷尬。你看，作為一個顧客，在服務員面前你是佔優勢地位的，說話尚且如此在意別人的心情。日本人在人際交往中對“禮”的注重，實在是到了讓人歎為觀止的程度。

《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一個文化決定論的觀點。在書中，她花了大量的篇幅，試圖講清楚日本人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叫“義理”（這個義是道義的義，理是理念的理）。但是她說半天，累得夠嗆，也沒把我說明白。那我就按我的理解，拿咱們華人和西方人作為參照，來理解一下日本人的這個所謂“義理”。

早在西漢時期，日本人就和咱華人接觸上了。也正是因為和中國的接觸，日本才有了文字，也加速了政治制度上的進化。從公元五世紀開始，日本就定期派遣使者來中國，系統性地學習中國文化思想和實用技術。但是，他們接受了儒家忠和孝的概念之後，卻沒有接受“仁”的概念。可是忠、孝、仁這三個概念，咱們華人恰恰是把“仁”作為核心的。那你看，日本人派這麼多遣唐史，其實都是買櫝還珠來了。

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來說，“仁”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咱們中國有個詞，叫“大仁大義”。我覺得更準確的說法應該叫“小仁大義”。“義”為什麼是大的呢？因為孟子強調的“義”是普天下通用的，是含有強制成分的。“仁”為什麼是小的呢？因為孔子強調的“仁”是從身邊人開始的，是一種自願前提下的責任。康德也有完全一樣的想法，他說：“在有能力行善的時候去行善，乃是一種道德義務。”

但是我們都知道，義務啊責任啊，都意味著強制，不做是不行的。那怎麼還會有“基於自願的責任”這個東西呢？

因為華人，講究的就是“體面”。“體面”這兩個字，有兩層意思，一是對別人要有所交代。在與人交往過程中，寧可人負我，不能我負人。也就是說， 出於自尊，不捨得拿要求自己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別人，這個叫體面。反過來，寬己嚴人，這個就是不體面。

“體面”的第二層意思，是對自己也要有交代。這就是咱們華人說的“慎獨”——夜深人靜的時候，得過得了良心這一關。過不了別人這一關，叫“恥”，叫丟人；過不了自己這一關，叫“罪”，叫羞愧。也就是說，咱們華人的道德觀裡，既有恥的成分，也有罪的成分。怎麼才叫體面呢？就是無恥無罪；就是咱們華人常說的，外無愧於人，內無愧於心。

西方人，尤其是新教徒，“罪”是他們的核心概念。這個“罪”，並不是指基督教教義中的“原罪”。而是指上帝在人們心中安置了“良心”。基督徒認為，明辨是非的能力，乃是上帝對人的恩賜。你的所作所為，能不能過得了良心的拷問。也就是說，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才是西方人道德觀念的核心。那麼，基於人際關係的“恥”，對西方人就不那麼重要了。

日本人所說的“義理”，其實就是咱們華人所說的“體面”。但是他們既沒有西方人“良心”的概念，也不接受華人“仁”的概念。那麼，他們也就沒法理解“自願前提下的道德義務”這樣的東西。在他們的道德觀中，“罪”的成分就很小，“恥”卻佔了極大的成分。日本人的道德觀念，既不存在於人和神之間，也不存在於人和抽象的觀念之間，而只存在於人際關係之間。所以我們說，日本是一個“恥感社會”。

咱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半部《論語》走天下”，這說的其實就是日本人。孔子在課堂上說“我們應該怎麼做”，就是《論語》裡的“為政”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恥且格。”這個咱們都熟悉，就是說光拿政令、法律管理老百姓，是不行的，得靠道德引導。

這堂課，日本人學得非常好，得了很高的分數。學完就跑了。孔子在後面追，說“回來回來，我還有一節課呢，叫‘里仁’，講‘為什麼要這麼做’”。日本人說“不聽了不聽了，半部《論語》夠用了。”一溜小跑，回家揉飯糰做壽司去了。

後來兩國打仗。日本人跑到中國來說，“你看看你們中國，禮崩樂壞，一塌糊塗。反而是我們日本，很好地繼承了中國文化的精髓。孔子說‘禮失求諸野’。這不嘛，你們還沒求，我們就來了。咱們攜起手來，共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呀？”咱華人就說“你們還有臉提孔子。那孔子說‘仁者愛人’，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你們都學狗肚子裡去啦？”日本人就說，“《論語》我們只學了‘為政’，沒學‘里仁’。你們華人是劣等民族，人心是壞的，所以孔子要求你們學習‘仁’，來抵制‘惡’。可是我們日本人天性純良，心裡沒有惡，就沒有必要學‘里仁’了。”日本人就是這麼個想法。你說說，這情何以堪？

正是因為缺乏中國的“仁”和西方的“良心”這個精神核心，這就使得日本人所有的注意力，全部用在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套用一個哲學名詞，就是日本人“主體性”的缺失，導致了“主體間性”的異常發達。咱們華人把自己關在小黑屋裡慎獨呢，西方人跪在十字架下面禱告呢，日本人站在街上見個人就鞠躬。是這個意思。他們不能理解脫離了人際關係的道德觀念。

總結一下，就道德成分而言，華人有恥有罪，西方人有罪無恥，日本人有恥無罪。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與刀》裡，大致就是用這個思路來討論日本人與西方人之間的差異。前面華人的角色是我硬塞進來的，以幫助你理解。在《菊與刀》這本書裡，咱們華人可沒有這麼重的戲份。

從這個幻想出發，日本人臆想出了自己很多獨特的能力。比如日本人認為他們對自然界有一種獨特的敏感性，只有日本人才能從蟬鳴中聽出音樂的韻律；日本人還認為他們在人際交往中主要不是靠語言溝通，而是靠無法用語言描摹的心領神會。另外，日本人對自己的藝術領悟力也有迷之自信，認為什麼不管什麼東西，從盒飯到馬桶，從一杯茶到一棵樹，只要一過他們手，立馬就變成了高雅的藝術。

不過《日本：生存的藝術》的作者戴維·皮林不同意這個，皮林完全不認同日本人有啥特殊的。相對於本尼迪克特，皮林更傾向於從歷史中尋找答案。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說本尼迪克特是文化決定論的話，那麼皮林就是歷史決定論。

他說，所謂日本特殊論，不過是始於明治維新時期的一種意識形態宣傳而已。日本人說自己非常特殊，日本人基因獨特血統純正等等，和德華人當年吹噓自己是民族中的戰鬥機、第一等民族、最優秀的民族，是一回事兒。鼓吹日本特殊，真正的潛臺詞是“雖然日本地處亞洲，是黃種人，但我們和你們白人一樣優秀”。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