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在某個時期突然發生改變是很常見的事情，基本上的原因有文化和政治兩個。

王安石個人私德沒什麼問題，但是看人用人，水平不是一般的低，所以他開的場，無論後面玩成什麼樣，鍋都有他的一份兒，久而久之，這鍋就大的嚇人了，於是他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奸臣。

晚清時期，戊戌變法，梁啟超為了給變法找依據，拉站臺，主意就打到了王安石的身上，於是，以他的才能和名聲，在一個對的時間裡，做到這件事簡直易如反掌。

說實話，我個人很不喜歡王安石，此人優點明顯，缺點更是讓人無法忍受，若不是他，北宋也不至於糟爛成那個樣子，無論他再怎麼清高為民，弄出這麼個爛攤子，就足以讓他在奸臣名錄上排名前列！與他相比，“害了”岳飛的秦檜造成的危害，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華人對於變法一般概念不是很好。

比如王安石變法，肯定離不開君王的支援。

人們首當其衝考慮的是君王是不是有點不正常，所以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君王就有了一點不好的考慮，他死後被命名為宋神宗。

而小說家對王安石的稱呼叫做“撅相公”，說他不近人情。

明代也有一個變法家，叫張居正，他的君上，也被蓋棺定論為明神宗。

其實從褒義來講，就是他們有威嚴和氣度，但如果從貶義來講，恐怕更多還有“這個皇帝有點神”的意思在裡面，只是不好明說罷了。

晚清是否翻案另作他論，不過此時的文化背景肯定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人們也沒有過多的牴觸，有什麼不滿人們也不會表現出來，畢竟經歷過滿清的文字獄，和剃頭屠殺運動，能夠暢所欲言的反對王安石的人也就不多了吧。

“奸臣”？還要對北宋的滅亡負責？這麼嚴重？過了三個朝代才終於平反！請欣賞——“沉案昭雪”。

下面我來講述王安石“沉冤”三個朝代，為什麼直到八百年後得以“昭雪”。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看到國家一片衰弱景象，決心透過改革，實現強兵富國。可改革就需打破祖制，不是易事，需得到一精明強幹之人。“韓維”向宋神宗推薦了王安石，

宋神宗問他：“現今治理國家，該從何處入手？”答曰：“廢舊立新，實行改革”。

為了改革能夠徹底，王安石推行了許多新法，觸及到了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青苗法”使朝廷獲取了大量利息；農由水利法興修水利10793處，受益民田36萬多頃，公田1915頃……王安石的變法鞏固了宋王朝的統治，取得了富國強兵的顯著成效，政府財政狀況大有改善，軍事實力明顯增強。在與“西夏”的交戰中，取得“熙河之役”的勝利。收復失地2000裡。這是北宋史上少有的勝利。

由於新法涉及面廣，有許多部分觸及到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從變法一開始，就遭到以太皇太后(仁宗的皇后)和“砸缸的司馬光”為代表的權貴們的反對。

他們認為：變法傷害了地主豪強的利益。而這些人又是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如果失去他們的支援，將不利於國家的統治。朝廷上下攻擊變法的比比皆是，連王安石的僚友“劉恕”也與王安石決裂了。

不但朝堂反對，後來百姓也反對了。由於用人不當，下派到地方去執行新法的人員趁機大撈錢財。比如執行“青苗法”時，藉機向百姓放高利貸。還有許多方面，使百姓沒有得到實惠，於是也反對變法。

巧的是：變法期間，有一年出現了流星。那時是相信“流星降災”的迷信的。反對派借題發揮：變法不得天意！

更巧的是：公元1703年7月~次年4月，久旱不雨。官員藉機毀謗新法，說這是上天的“警示”。

宋神宗拿不定主意了，開始猶豫和懷疑了，於是罷了王安石。後來又重召王安石，又再罷。如此反覆多次。

1085年4月，宋神宗駕崩，宋哲宗即位。宋哲宗拒絕新法。於是，“王安石變法”徹底失敗。

期間，王安石又經歷了喪子之痛(王雱)，加上王安石所信任的僚友“鄧綰”、“程昉”等人也陸續被排擠。於是心灰意冷，辭去宰相位，閒居江寧。

新法被廢止後，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支援變法，因為成效擺在那兒。於是朝臣、官僚互相攻擊，產生了新舊黨派之爭。朝廷一片混亂。致使朝政荒蕪，國家實力一年不如一年，終至衰弱。1127年，“金國”攻破“汴梁”，俘虜了北宋皇帝，北宋滅亡。

後來史學家認為：由於王安石的變法，造成了朋黨之爭，朝臣不能同心協力，才造成北宋滅亡。更有甚者，指責王安石禍國殃民，臭名昭著，將他與“秦檜”並列為宋朝兩大“奸臣”。

就這樣，南宋>元朝>明朝>前清，經歷了八百年，王安石一直被貼著“奸臣”的標籤。直至1908年，梁啟超的著名人物傳記《王荊公》問世，王安石才得以正名。

在書中，梁啟超對王安石極度推崇，並將其與孔子、孟子並列。

他把王安石的變法與近代西方國家的先進制度相類比：認為“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文明國家的“銀行”；“免役法”就如同“收所得稅”；“保甲法”就類似於現在的“警察”。…………並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的先行者”。

而變法的“副產品”並不是王安石的出發點，只是執行當中被心術不正的人利用了。這不是變法的錯，不應該怪罪到王安石的頭上。

於是歷史開始反思，並最終給以平反。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不論是史籍，還是政府、社會、民間，王安石都是以一個正面的形象出現。

窮則變，變則通，之所以到晚清才由梁啟超為王安石翻案原因就是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農耕時代的所有經濟，政治的保守主義做法已經全部失靈，中國已經內憂外患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真的是要窮途末路了

王安石的變法，造成了朋黨之爭，朝臣不能同心協力，才造成北宋滅亡。更有甚者，指責王安石禍國殃民，臭名昭著，將他與“秦檜”並列為宋朝兩大“奸臣”。

就這樣，南宋>元朝>明朝>前清，經歷了八百年，王安石一直被貼著“奸臣”的標籤。直至1908年，梁啟超的著名人物傳記《王荊公》問世，王安石才得以正名。

在書中，梁啟超對王安石極度推崇，並將其與孔子、孟子並列。

他把王安石的變法與近代西方國家的先進制度相類比：認為“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文明國家的“銀行”；“免役法”就如同“收所得稅”；“保甲法”就類似於現在的“警察”。…………並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的先行者”。

而變法的“副產品”並不是王安石的出發點，只是執行當中被心術不正的人利用了。這不是變法的錯，不應該怪罪到王安石的頭上。

於是歷史開始反思，並最終給以平反。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不論是史籍，還是政府、社會、民間，王安石都是以一個正面的形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