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丕、曹植三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合稱為“三曹”。同屬“建安派”詩人。為中國的詩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人的詩歌風格不盡相同 ，現分別略述一二，以供參考。
一、曹操現存詩歌二十餘篇，全部是襲用舊題的樂府歌辭。他是開創一代詩風的人。他汲取漢樂府民歌的“感於哀樂，緣而發”的精神，“用樂府題目自作詩”“敘漢末時事”，對後世社會批判詩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他的詩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無論是四言詩還是五言詩，都以充沛的感情、質樸的語言和雄健的氣勢，寫得生動勁健、蒼涼激越，有著政治領袖人物的胸懷和氣魄，表現出明顯的個性特徵。建安時期的文學開始向抒情化、個性化轉化，曹操的詩是這個轉化的表徵。
對曹操詩歌藝術風格的體察，古人有大體相近的看法。鍾嶸:“曹公古直，其有悲涼之句:”（《詩品下》）敖陶孫曰:“魏武如幽燕考將，氣韻沉雄。”（《詩評》）王世貞曰:“曹公莽，古直悲涼。”（《藝苑卮言》卷三）胡應麟曰:“（魏武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詩藪》外編卷一）周履靖曰:“魏武帝，自然沉雄:”（《騷壇秘語》卷中）徐世曰:“蒼茫渾雄，白有開創之象。”（《榆溪詩話》）陳沆曰:“曹公古直悲涼，其詩上繼變雅，無篇不奇。（《詩比興箋》卷一）劉熙載曰:“曹公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藝概·詩概》）古人將曹詩風格歸納為悲與健兩個方面，是基本準確的。這裡所要強調的是悲與健不是孤立的，而是悲中有健，健中有悲。悲中有健即為悲壯，健中有悲即為雄健。悲壯與雄健凝成了籠罩大地的浩然之氣。以天下為已任的責任感、使命感給曹詩以健之力、浩然之氣；深沉的憂患意識給曹詩以凝重之態、悲壯之勢。曹操詩歌的這一風格在中國詩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曹丕現存詩四十多首，其詩多寫遊子思婦之情，對人生進行哲學的思考。他的《典論·論文》被學術界視為文的自覺的號角。他的詩大部分為樂府詩，語言清新自然，通俗明白，描寫細膩，感情真摯,表現出明顯的抒情化、民歌化的特點。形式多樣,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雜言無所不有。其中五言體最多,成就也較高語言精羨,氣韻諧婉,在藝術上很成熟。他的七言詩體是一個創舉,有開折性意義。在他的許多雜言詩中,《大牆上蒿行》最有特點,全詩長達364字,句式有長有短,參差變化,靈活自由,對後來作家產生了一定影響。當然,由於各種生活條件的限制,曹丕的詩歌成就遠不如曹操。在內容上,他的詩無外乎描寫男女愛情、離愁別恨和貴族享樂生活,反映的生活比較狹窄。在風格上,纖弱而少風力。劉勰說:“子桓慮詳而力緩”(《文心雕龍·才略篇》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古詩源》〉。明代的鐘惺更說：“文帝詩便婉孌細秀,有公子氣,有文上氣,不及老瞞遠矣”(《古詩歸》)。這都是中肯的評價。
三、曹植，他因後來死於陳,死後諡“思”;故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作家,“鄴中諸子陳王最高(皎然《詩式》),鍾嶸《詩品》稱為“建安詩傑”。從他留存下來的作品看,其成就確實高出同時代的作家。
他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他在幼年就表現出特異的文學才作,“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千萬言,善屬文”,能“言出為論,下筆成尊”(《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因此很為曹操所寵愛,曾幾次想立他為太子。但終因他“任性而行,不白彫勵,飲酒不節”,“性簡易,不治威儀”(同上)而失去了曹操的歡心,結果在與曹丕爭奪太子地位的暗鬥中失敗。
生活上的巨大變化,直接影響著他的詩歇創作。曹植留存下來的詩作近八十首,多半是樂府詩,五言體為其主要形式,並且多為抒情詩。他的詩作印記著他的生活足跡,體現著他一生的生活情緒
。在曹丕稱帝以前,他在父王的庇廕寵愛下,過著飲宴遨遊、舒適安樂的貴公子生活,展現在他前的是一片光明的前景,所以這時期的作品多是些貴族生活的自狀,如《公宴》、《倚太子坐》《箜篌引》、《鬥雞》等,“敘酣宴”、“美遨遊”,表現的是翩翩公子的情致。他的後期(公元220—232)創作,則是他痛苦生活經歷和感受的記錄,更多慷慨悲苦之音。《贈白馬王彪》是他後期詩歌的代表作。在這篇作品中,作者以沉痛激憤之筆,抒寫了骨肉間生離死別的悲苦和政治上受迫害的憂憤,對曹丕所加於他的難以忍受的迫害,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情的抗議。全詩充滿著不能自已的哀怨、憤慨之情,真實地反映了作者在殘酷政治迫害下的苦悶心情。此外,《七步詩》以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殘,真實驚人地寫出了迫害者與被追害的緊張關係和作者的沉痛心情;《吁嗟篇》以轉蓬為喻形象地描寫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漂泊生活;《野田黃雀行》則曲折地表現出對曹丕排斥異己,殺害丁氏兄弟的憤怒和反抗。從這些詩中可以見出作者這一時期的處境和思想感情
曹植一生的理想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他這種建功立業的雄心就是在曹丕父子迫害的險惡處境中也沒有衰歇。他在《責躬詩》、《求自試表》、《陳審舉疏》中都很明白地要求得到立功自效的機會,但從未獲得曹丕父子的允許。因此,抒寫以身許國和報國無門、壯志難酬也成為曹植後期詩歌創作的重要內容。《白馬篇》中,作者借描寫遊俠少年,抒發了自己的報國情懷。遊俠少年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忠勇,正是作者不惜犧性,以身許國精神的寫照。《雜詩六首》則打寫了他渴望獻身於統一事業而不能的苦悶,一股壯伓激烈、慷慨悲憤之情溢於言外。這些詩寫得慷慨悲壯,很能反映作者這一時期的思想情緒。
另外,曹植還寫了一些遊仙詩。這些詩有的由於作者受了當時盛極一時的道家迷信思潮的影響。但有些遊仙詩,是借神仙之事以寄情懷,其中不乏“憂患之辭”,分明是發洩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激憤。
曹植的詩主要是抒寫個人的不幸和情懷,很少反映社會現實。
曹植的詩在藝術上有很大的獨創性,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鍾嶸《詩品》評其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敖陶孫《詩評》說:“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這的確抓住了曹植詩的藝術風格。他的詩富有生活氣息和真實感情,充滿著熱烈的追求和反抗。特別是他的歌唱理想抱負、抒發壯志難酬的悲憤詩篇,寫得壯懷激烈,氣勢縱橫,形成一種剛健深厚的“壯美”。但是,他的“骨氣奇高”,又不同於曹操的“古直”,而是達到了與“詞采華茂”的統一。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評他的詩是“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可謂一語破的。曹植的創作,述重藝術表現技巧,講究詞藻豐富華美,善於運用比喻、安排警句,在對偶、煉字等方面也頗下功夫。所以他的詩呈現出“辭極贍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飾”的特點。在曹植以前,詩家對語言精美的要求尚不自覺,因此語言古樸率直有眾而文采不足。詩至曹植,風格一變。
他以極大的藝術獨創性,拓展了五言詩創作的新天地。他的五言詩脫胎於漢樂府,而又有很大的發展和革新。首先他將樂府的以敘事為主轉向以抒情為主,靈活地運用樂府形式抒寫自己的情懷,使詩有了鮮明的個性。其次,曹植在汲取漢樂府民歌清新流麗、質樸自然的特點的基礎上,又加以創造和發展,改變了漢樂府的古樸的言風格,形成了個人新穎優美、雅麗自然的話言特徵,從而提高了詩歌的藝術性,為後來文人詩歌創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因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曹操、曹丕、曹植三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合稱為“三曹”。同屬“建安派”詩人。為中國的詩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人的詩歌風格不盡相同 ，現分別略述一二，以供參考。
一、曹操現存詩歌二十餘篇，全部是襲用舊題的樂府歌辭。他是開創一代詩風的人。他汲取漢樂府民歌的“感於哀樂，緣而發”的精神，“用樂府題目自作詩”“敘漢末時事”，對後世社會批判詩的發展產生很大影響。他的詩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無論是四言詩還是五言詩，都以充沛的感情、質樸的語言和雄健的氣勢，寫得生動勁健、蒼涼激越，有著政治領袖人物的胸懷和氣魄，表現出明顯的個性特徵。建安時期的文學開始向抒情化、個性化轉化，曹操的詩是這個轉化的表徵。
對曹操詩歌藝術風格的體察，古人有大體相近的看法。鍾嶸:“曹公古直，其有悲涼之句:”（《詩品下》）敖陶孫曰:“魏武如幽燕考將，氣韻沉雄。”（《詩評》）王世貞曰:“曹公莽，古直悲涼。”（《藝苑卮言》卷三）胡應麟曰:“（魏武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詩藪》外編卷一）周履靖曰:“魏武帝，自然沉雄:”（《騷壇秘語》卷中）徐世曰:“蒼茫渾雄，白有開創之象。”（《榆溪詩話》）陳沆曰:“曹公古直悲涼，其詩上繼變雅，無篇不奇。（《詩比興箋》卷一）劉熙載曰:“曹公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藝概·詩概》）古人將曹詩風格歸納為悲與健兩個方面，是基本準確的。這裡所要強調的是悲與健不是孤立的，而是悲中有健，健中有悲。悲中有健即為悲壯，健中有悲即為雄健。悲壯與雄健凝成了籠罩大地的浩然之氣。以天下為已任的責任感、使命感給曹詩以健之力、浩然之氣；深沉的憂患意識給曹詩以凝重之態、悲壯之勢。曹操詩歌的這一風格在中國詩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曹丕現存詩四十多首，其詩多寫遊子思婦之情，對人生進行哲學的思考。他的《典論·論文》被學術界視為文的自覺的號角。他的詩大部分為樂府詩，語言清新自然，通俗明白，描寫細膩，感情真摯,表現出明顯的抒情化、民歌化的特點。形式多樣,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雜言無所不有。其中五言體最多,成就也較高語言精羨,氣韻諧婉,在藝術上很成熟。他的七言詩體是一個創舉,有開折性意義。在他的許多雜言詩中,《大牆上蒿行》最有特點,全詩長達364字,句式有長有短,參差變化,靈活自由,對後來作家產生了一定影響。當然,由於各種生活條件的限制,曹丕的詩歌成就遠不如曹操。在內容上,他的詩無外乎描寫男女愛情、離愁別恨和貴族享樂生活,反映的生活比較狹窄。在風格上,纖弱而少風力。劉勰說:“子桓慮詳而力緩”(《文心雕龍·才略篇》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古詩源》〉。明代的鐘惺更說：“文帝詩便婉孌細秀,有公子氣,有文上氣,不及老瞞遠矣”(《古詩歸》)。這都是中肯的評價。
三、曹植，他因後來死於陳,死後諡“思”;故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作家,“鄴中諸子陳王最高(皎然《詩式》),鍾嶸《詩品》稱為“建安詩傑”。從他留存下來的作品看,其成就確實高出同時代的作家。
他是一個很有才氣的人。他在幼年就表現出特異的文學才作,“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千萬言,善屬文”,能“言出為論,下筆成尊”(《三國志·魏志·陳思王植傳》),因此很為曹操所寵愛,曾幾次想立他為太子。但終因他“任性而行,不白彫勵,飲酒不節”,“性簡易,不治威儀”(同上)而失去了曹操的歡心,結果在與曹丕爭奪太子地位的暗鬥中失敗。
生活上的巨大變化,直接影響著他的詩歇創作。曹植留存下來的詩作近八十首,多半是樂府詩,五言體為其主要形式,並且多為抒情詩。他的詩作印記著他的生活足跡,體現著他一生的生活情緒
。在曹丕稱帝以前,他在父王的庇廕寵愛下,過著飲宴遨遊、舒適安樂的貴公子生活,展現在他前的是一片光明的前景,所以這時期的作品多是些貴族生活的自狀,如《公宴》、《倚太子坐》《箜篌引》、《鬥雞》等,“敘酣宴”、“美遨遊”,表現的是翩翩公子的情致。他的後期(公元220—232)創作,則是他痛苦生活經歷和感受的記錄,更多慷慨悲苦之音。《贈白馬王彪》是他後期詩歌的代表作。在這篇作品中,作者以沉痛激憤之筆,抒寫了骨肉間生離死別的悲苦和政治上受迫害的憂憤,對曹丕所加於他的難以忍受的迫害,進行了大膽揭露和情的抗議。全詩充滿著不能自已的哀怨、憤慨之情,真實地反映了作者在殘酷政治迫害下的苦悶心情。此外,《七步詩》以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殘,真實驚人地寫出了迫害者與被追害的緊張關係和作者的沉痛心情;《吁嗟篇》以轉蓬為喻形象地描寫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漂泊生活;《野田黃雀行》則曲折地表現出對曹丕排斥異己,殺害丁氏兄弟的憤怒和反抗。從這些詩中可以見出作者這一時期的處境和思想感情
曹植一生的理想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他這種建功立業的雄心就是在曹丕父子迫害的險惡處境中也沒有衰歇。他在《責躬詩》、《求自試表》、《陳審舉疏》中都很明白地要求得到立功自效的機會,但從未獲得曹丕父子的允許。因此,抒寫以身許國和報國無門、壯志難酬也成為曹植後期詩歌創作的重要內容。《白馬篇》中,作者借描寫遊俠少年,抒發了自己的報國情懷。遊俠少年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忠勇,正是作者不惜犧性,以身許國精神的寫照。《雜詩六首》則打寫了他渴望獻身於統一事業而不能的苦悶,一股壯伓激烈、慷慨悲憤之情溢於言外。這些詩寫得慷慨悲壯,很能反映作者這一時期的思想情緒。
另外,曹植還寫了一些遊仙詩。這些詩有的由於作者受了當時盛極一時的道家迷信思潮的影響。但有些遊仙詩,是借神仙之事以寄情懷,其中不乏“憂患之辭”,分明是發洩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激憤。
曹植的詩主要是抒寫個人的不幸和情懷,很少反映社會現實。
曹植的詩在藝術上有很大的獨創性,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鍾嶸《詩品》評其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敖陶孫《詩評》說:“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這的確抓住了曹植詩的藝術風格。他的詩富有生活氣息和真實感情,充滿著熱烈的追求和反抗。特別是他的歌唱理想抱負、抒發壯志難酬的悲憤詩篇,寫得壯懷激烈,氣勢縱橫,形成一種剛健深厚的“壯美”。但是,他的“骨氣奇高”,又不同於曹操的“古直”,而是達到了與“詞采華茂”的統一。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評他的詩是“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可謂一語破的。曹植的創作,述重藝術表現技巧,講究詞藻豐富華美,善於運用比喻、安排警句,在對偶、煉字等方面也頗下功夫。所以他的詩呈現出“辭極贍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飾”的特點。在曹植以前,詩家對語言精美的要求尚不自覺,因此語言古樸率直有眾而文采不足。詩至曹植,風格一變。
他以極大的藝術獨創性,拓展了五言詩創作的新天地。他的五言詩脫胎於漢樂府,而又有很大的發展和革新。首先他將樂府的以敘事為主轉向以抒情為主,靈活地運用樂府形式抒寫自己的情懷,使詩有了鮮明的個性。其次,曹植在汲取漢樂府民歌清新流麗、質樸自然的特點的基礎上,又加以創造和發展,改變了漢樂府的古樸的言風格,形成了個人新穎優美、雅麗自然的話言特徵,從而提高了詩歌的藝術性,為後來文人詩歌創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經驗,因而發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