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錫瑞的《經學通論》包含三個部分：一，易。主要論及皮錫瑞對《易經》的一些觀點。二，詩。主要論及皮錫瑞對《詩經》的一些看法。三，禮。主要是皮錫瑞對“禮”的看法。四，春秋。是皮錫瑞對《春秋》的一些觀點。

“論言理不如言禮之可據朱子以此推服鄭君而鄭君之說亦由推致而得”

說是“理學”不如說是“禮學”，朱熹就是用這種觀點推理說服了鄭君，鄭君說也是由這種觀點推致得出來的。

主要說“理學”的核心是“禮”。

第一部分皮錫瑞（1850—1908）字鹿門，又字麓雲。他曾以“師伏堂”命名自己的居所，學者乃稱其為“師伏先生”。皮錫瑞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經學家。皮錫瑞是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曾主湖南桂陽州龍潭書院講席，後移主江西南昌經訓書院。皮錫瑞於1890—1892年間曾入江西學使龍湛霖幕下，也曾兼任長沙圖書館纂修，湖南學務公所圖書課長，除此之外，基本上都在從事教育，講授經學。皮錫瑞撰寫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主要有《經學通論》《經學歷史》《尚書大傳疏證》《今文尚書考證》《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孝經鄭註疏》《鄭志疏證》《聖證論補評》《六藝論疏證》等。他的著作都收入“師伏堂叢書”。第二部分在經學方面，皮錫瑞提倡今文經學，但同時主張兼取各家之長，反對各家互相攻擊。他十分佩服東漢的鄭玄，對鄭玄兼通兼取今、古文的做法極為讚賞。而對康有為的經學則持否定態度，認為他的一些觀點過於武斷，在皮錫瑞看來，康有為完全否定古文經學與事實不符。《清儒學案》卷一九三曾經說到皮錫瑞教人的要旨有六：一當知經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為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以下專信《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以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第三部分關心政治，力主儒學與現實相結合，乃是皮錫瑞學術思想的一大特點。他強調天道數十年或數百年而變，孔子和古王者必改制以救弊，董仲舒的對策之意也是強調變化。孔門不諱言富強，後儒空談心性是孔門的罪人。西學與儒學是相通的，不可盲目排外，不可排斥西學。中日甲午戰爭後，皮錫瑞憤恨於《馬關條約》的喪權辱國，極言變法之不可緩。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在任南學會會長時，便倡言學會的宗旨說：“學以孔子為師，講學是孔子所說。”開講3個月，講演12次。所講內容皆貫穿漢、宋，融合中西，宣揚保種保教。他的所謂“保種”，意在提高民智，“保教”則是講明孔教義理。因為他贊成戊戌變法，後來被頑固派斥為亂黨。第四部分皮錫瑞在後來的學術界影響很大，除了他對於《尚書》有精到的研究，他的《今文尚書疏證》等書受到了不同派別經學家的一致推崇外，更為重要的是他的《經學通論》和《經學歷史》兩部經學著作，這是經學研究的入門著作。《經學通論》一書是他晚年在長沙講學時所編著的經學課本。該書不是對每一經進行章句式的講解，而是對每一部書的撰著和流傳，對各書的內容要義，對歷代考訂註疏的得失，以及學者進行研究的路徑，都進行了簡明扼要的闡述。他的《經學歷史》一書則概述了從先秦至清代的經學歷史。他在該書中認為，《易》《禮》為孔子所作，五經雖大部分是古代已有的篇籍，但經孔子整理後，其中包含了特有的“微言大義”，它們從而才成為經書。這實際代表了清代今文經學家的一種見解。第五部分綜觀皮錫瑞的經學研究，可以明顯看出有以下特點：首先，他在經學觀點上力主今文經學立場，恪守今文家法。不過，他對於同一流派學者的觀點也不盲目苟同。例如：一方面他認為六經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而在讀經時必須領會經書的“微言大義”；另一方面，他也批評劉逢祿、魏源等清代的一些今文經學家對經書的“臆說”。第二，他力尊孔子。對於歷代經學研究中不利於孔子的言論，都逐一進行了駁斥。在皮錫瑞看來，孔子既然是六經的編定者，那麼尊重孔子就必須首先明經。第三，如前所說，皮錫瑞還主張通經致用，與現實結合。例如他論說《易經》大義，便強調反對變法與窮變通久之義不符，但在變易之中，天地、君臣、父子之義又是不可變的。不過，皮錫瑞作為19—20世紀之交的經學家，他的思想中自然帶有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特點。此時，社會政治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他的學術研究也明顯地打上了這樣的特殊印記。例如，他以為孔子為《易》《禮》的作者，這種看法便受到了古文經學大師章炳麟的譏笑。另外，他的一些論斷，如認為孔子作經乃為萬世立法，明於此方可治經而言經學，相信災異、讖緯，至誠可以前知等等，表明他仍然沒能擺脫思想信仰的束縛，這種態度也不是嚴謹的學術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