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原因——長城外的草原不適合耕種！大漢人民只對能夠種地的土地感興趣，因此諸夏花了千年時間，征服了東亞幾乎所有適合耕種的土地，東至東海，西到西域，南及嶺南，北到草原。其實我覺得如果不是喜馬拉雅這個傻大個攔著，中國很可能早就進入並且征服印度地區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辯證的看待，首先要要確定兩個問題，第一穩定可持續指的是時間概念還是什麼，若以時間概念來講，就以100年為標準來說，第二，統治長城內外是指什麼區域的問題，筆者就簡單以秦，漢，明三代長城界限論述。

首先，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漢人王朝的一個重點國策就是以農耕為本，這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立國基礎本來就存在衝突。所以長城才會應景的出現，長城也才有了它基本的作用，防禦。漢人王朝大多都是開始時強大，後期逐漸腐敗化，堆長城的邊塞區域逐漸失去控制，再加上朝代不斷更替，因而統治不能持續。

其次，長城區域本來就是邊關，本來就是戰爭區域，是兩種文化和生活方式衝突的區域，也是首當其衝的變革之地，比如漢代的玉門關，陽關地區，比如明代山海關，大同地區，都是主要戰場，因而要想在戰鬥地區求穩定，還是不太容易的。

第三，漢人王朝與遊牧民族戰爭的劣勢。這種劣勢倒不是謀略等方面的劣勢，而是在戰爭形式，生活方式上的劣勢，遊牧民族天生生活在馬背，弓馬嫻熟，騎兵軍團威脅巨大，天生扮演進攻角色，而漢人王朝則大多依靠長城堅守，想找人打仗又無處可尋。即便像漢武帝時期有那麼強大的國力，軍力，也是終其一生都沒有完全消滅對手。

綜合以上，長城內外作為兩種文化衝突的主戰場。本身就決定了其不穩定性，再加上漢人王朝的更迭，政權的腐化，逐漸失去對長城內外區域長久的控制權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中國的地理學上，有一條四百毫米降雨線，大致與長城走向吻合。以四百毫米降雨線為準，以外是草原植被，以內是森林植被，分別對應的是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那麼漢人王朝沒什麼始終沒有對長城外建立過直接有效的統治呢，我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難以取得軍事優勢

我這裡所說的軍事優勢，不單單是指軍隊的戰鬥力，還包括和遊牧民族軍事力量長期的戰略拉鋸。事實上，一個處於上升期的統一的中原王朝，很容易打敗遊牧民族的軍隊。漢，唐，明這個純漢人王朝都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由於遊牧民族強大的機動性，使得他們很容易在戰敗後逃脫，從而免受毀滅性打擊。像中原王朝更迭中，出現的一戰問鼎天下的現象，在遊牧民族中很少出現。漢朝雖然在衛青，霍去病等傑出將領的指揮下，主動出擊，深入草原尋找匈奴主力決戰，而且也取的很大戰果，但始終未能徹底解決匈奴問題。唐朝，在對周邊突厥，吐谷渾等民族軍事上佔優勢時，也僅僅是對他們實行羈糜政策，並沒有直接統治。而明朝，雖然太祖，成祖對殘留的蒙古勢力主動出擊，但也僅僅是將他們擊退到長城一線，之後，不得不依靠九邊防禦體系來維持大明的安危。

二統治成本過高

農耕文明的土地產出，遠遠要大於草原文明，這就使得，在草原上，中原王朝很難長期保持軍事力量的存在，說白了，就是在草原上駐軍不划算。草原上的稅收，遠遠填補不了駐軍的開支，只能依靠中央從內地調撥糧秣。這對於鼎盛時期的王朝而言，還具有可行性。比如，漢朝，唐朝在強盛時期，長期在帝國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設立都護府，維持大規模的駐軍。但是，一但衰落，甚至出現衰落跡象，首先裁撤的，肯定是在外的駐軍。中央王朝的駐軍一走，各個少數民族的勢力勢必要填補進來，結果多年辛苦又打水漂了。

三文化輸出困難

其實，以上兩個原因只是表象，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文化。以漢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文化就被歷代王朝奉為圭臬。儒家文化和農耕文明是相輔相成的，農耕文明是滋生儒家文化的溫床，而儒家文化也為農耕文明提供了更牢固的思想體系。比如，耕讀傳家的理念，千百年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成為中原王朝底層穩定的基石。但是，由於草原文明與農業文明固有的區別，使得生活於草原的遊牧民族好難接受儒家文化，或者說草原上根本就沒有儒家文化滋生的基礎。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居無定所。而惡劣的生存環境，使他們養成了崇尚力量，鄙視弱小的文化氛圍，這於儒家中提倡的仁，是格格不入的。還有很多類似的，不一一列舉。

總結：

歷史上，漢人王朝沒有持續的，穩定的統治長城以外，原因一是好難徹底殲滅遊牧民族的抵抗力量，二是統治成本過高。第三，也是最本質的原因，因為文化的差異性，儒家文明很難都草原文明形成向心力，也就不能將他們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