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真君，我來回答。
儒家被稱為國學，儒教被稱為國教，而儒家（教）集大成者孔子，則被稱為帝王師。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中，儒家首當其衝受到各個學派的批判，而孔子也被稱為孔老二，並大加批判，似乎完成對儒家的批判，即可完成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其實，儒家只是中國封建歷史的背鍋俠，真正形成封建帝制弊病的，並非儒家。
儒家重仁義禮：民重君輕，社稷次之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以道最為高。”主張“禮樂”、“仁義”、“忠恕”及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認為“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論語·述而》）。政治上，提倡“德治”、“仁政”、“王道”，認為“道之以德，齊之理，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同時，儒家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自我修養，認為”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
這裡，孔子所謂德治、仁政和王道，和我們已知的概念有差異。在孔子看來，德、仁、禮樂、道等，都是客觀存在而高於人（包括君）的，人在自我修養的過程中，“止於至善”（《大學》），然後才有“王道”。而孔子所說的王道則是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常與“霸道”相對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其後，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進一步闡述了成為王的前提條件則是有道、懷仁、中庸。
其餘如“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均是後人衍編而出，並非孔子原意。
由此可見，以儒家為國學的2000年封建帝制，連孔子看了都要搖頭嘆息、痛哭流涕吧。
帝王的恣意妄為：法出於帝王，令行禁止
秦末漢初，另一個學派興起——法家。而法家的興起，無疑為封建帝制的建立，完成了最重要的封禪儀式，從此，“家天下”，才真正有了合“法”性。法家以戰國初期的李悝、及以後的吳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為先，。李悝集六國刑律，編著《法經》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是中國第一步較為完整的法典。戰國末年，韓非綜合各家之長，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兼言法（法出於帝王，即帝王為立法者）、術（藏術於胸，獨斷專行）、勢（乘勢役民），又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處勢則治”，形成一套系統的法治理論。他認為，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皆“帝王之具”（韓非子·定法》）。但韓非所謂法術勢，並未有實質性突破，仍然沿襲前人觀點，即尊君卑臣役民。
同時，法家注重於“參驗”的認識理論，宣揚歷史進化的歷史觀，以及非道德主義的倫理觀，極端功利主義的美學觀，講儒家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
受著儒家的教育，卻活在法家的統治中，難怪這兩千年的歷史，讀起來總是有一種違和感！
我是真君，我來回答。
儒家被稱為國學，儒教被稱為國教，而儒家（教）集大成者孔子，則被稱為帝王師。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中，儒家首當其衝受到各個學派的批判，而孔子也被稱為孔老二，並大加批判，似乎完成對儒家的批判，即可完成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其實，儒家只是中國封建歷史的背鍋俠，真正形成封建帝制弊病的，並非儒家。
儒家被稱為國學，儒教被稱為國教，而儒家（教）集大成者孔子，則被稱為帝王師。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中，儒家首當其衝受到各個學派的批判，而孔子也被稱為孔老二，並大加批判，似乎完成對儒家的批判，即可完成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其實，儒家只是中國封建歷史的背鍋俠，真正形成封建帝制弊病的，並非儒家。
儒家重仁義禮：民重君輕，社稷次之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以道最為高。”主張“禮樂”、“仁義”、“忠恕”及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認為“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論語·述而》）。政治上，提倡“德治”、“仁政”、“王道”，認為“道之以德，齊之理，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同時，儒家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自我修養，認為”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
這裡，孔子所謂德治、仁政和王道，和我們已知的概念有差異。在孔子看來，德、仁、禮樂、道等，都是客觀存在而高於人（包括君）的，人在自我修養的過程中，“止於至善”（《大學》），然後才有“王道”。而孔子所說的王道則是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常與“霸道”相對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其後，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進一步闡述了成為王的前提條件則是有道、懷仁、中庸。
其餘如“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均是後人衍編而出，並非孔子原意。
由此可見，以儒家為國學的2000年封建帝制，連孔子看了都要搖頭嘆息、痛哭流涕吧。
帝王的恣意妄為：法出於帝王，令行禁止
秦末漢初，另一個學派興起——法家。而法家的興起，無疑為封建帝制的建立，完成了最重要的封禪儀式，從此，“家天下”，才真正有了合“法”性。法家以戰國初期的李悝、及以後的吳起、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為先，。李悝集六國刑律，編著《法經》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是中國第一步較為完整的法典。戰國末年，韓非綜合各家之長，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兼言法（法出於帝王，即帝王為立法者）、術（藏術於胸，獨斷專行）、勢（乘勢役民），又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處勢則治”，形成一套系統的法治理論。他認為，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皆“帝王之具”（韓非子·定法》）。但韓非所謂法術勢，並未有實質性突破，仍然沿襲前人觀點，即尊君卑臣役民。
同時，法家注重於“參驗”的認識理論，宣揚歷史進化的歷史觀，以及非道德主義的倫理觀，極端功利主義的美學觀，講儒家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
受著儒家的教育，卻活在法家的統治中，難怪這兩千年的歷史，讀起來總是有一種違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