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個問題給人感覺就是，“司馬遷因為受了宮刑，所以才寫出《史記》”？

這個沒半毛錢關係的，他是大漢的正牌史官，官職是太史，他父親司馬談也是太史，就是說，他是繼承父親的官職的，所以《史記》裡，動不動就“太史公曰”，就是這個意思。

他是漢朝的官方修史人員，負責修國史，這是他的責任，無關受不受刑，《史記》地位高，也沒必要過度拔高司馬遷的形象。

司馬遷受宮刑而成《史記》，這二者之間，其實毫無因果或邏輯可言。世人的誤判，也許可歸結於《報任安書》。這是司馬遷致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信中有一段名言，熱愛《史記》的朋友當可熟誦：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論沉鬱頓挫，這段話簡直是漢語的極致。少時讀來，我們往往沉迷於語感的起伏，而忘了追索其中邏輯，譬如周文王被拘與《周易》誕生是什麼關係，孔子落難與《春秋》誕生是什麼關係，沒有前者便一定沒有後者麼，前者是後者的充分條件還是必要條件，抑或兩個都不是？

只要稍具邏輯知識，不難發現此中癥結：周文王被拘的確促成了《周易》誕生，然而，假如周文王不被拘，他便寫不了《周易》嗎？孔子落難的確促成了《春秋》誕生，然而，假如孔子不落難，他便寫不了《春秋》嗎？……以此來說司馬遷與《史記》的關係，他立志寫《史記》，源自父親司馬談的遺命，司馬談病逝於公元前110年，《史記》開工，應在公元前104年，他被處宮刑，則在公元前99年——此時《史記》已經寫作五年。根據這些時間點，足以判斷，不管司馬遷是否受宮刑，都會寫出《史記》，宮刑作為偶然事件，改變的只是《史記》如何表現的內容，而非《史記》能否誕生的結果。

順道說一點。這個問題，隱藏了一種思維——或者說邏輯誤區——即只有吃苦，才能成功。這正是我們自幼接受，甚至是自古以來的苦難教育的要義：不吃苦，難成器，能吃多少苦，決定了你能成為什麼樣的人，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欲擔當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對此，我只想反問一句：如果不吃苦或者說不吃太多的苦，便可成功，豈非更好？苦難與成功不必畫等號，正如苦難與道德、正義不必畫等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當一種苦難教育，不是教人反抗苦難，而是教人沉迷苦難，不是教人享樂，而是教人吃苦，這樣的教育本身，也許便是苦難之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