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與"武功"，很多時候都作為一代統治者政權功績的重要標準。中國很早就出現了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名目的典籍，作為清朝盛世最後一位君主的乾隆皇帝，對此更是花了相當大的精力，編篡了中國古代最大的官修從書一一一《四庫全書》。此書深深地打上了乾隆皇帝"稽古右文，聿資治理"的烙印。一、掌控全域性，君臨天下定文苑。乾隆是一個性格剛強的人，學識淵博而勤奮不輟。熟悉回語等多種語言，僅詩作就過五萬首，可算作中國詩作最多的詩人。為他創造"文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他是編篡《四庫全書》的主持者，從議定、徵書、四庫館組織、編篡、繕錄、校訂、內廷四閣與江浙三閣的建制、覆校都由他一手欽定。在徵書方面，他發了諭旨，想了好多辦法，對獻書有功的採取題詠、獎書、記名等措施，才收到實效。在圖書繕錄和校訂勘誤方面，他招錄寫手，規定繕寫章程和考核方法，嚴把校訂關口，才有效地保證了《四庫全書》的質量。二、寓禁於征，極盡手腕之能事。禁書的展開是在徵書之後，可謂曠日持久。《四庫全書》禁燬書也分級別:全毀、抽毀、篡改。但無一例外讓人怵目驚心。就查禁書籍的年代而言，從宋元至當時人的著作。就查禁的內容而言，不僅記載清入關前史實，敘述明末清初史事的著作均被列為查禁物件。而且宋元明清時期所有具有民族思想及反清意識的書籍，都在重點查繳範圍。據粗略統計，共禁燬書籍達十五萬部以上。由禁書而衍生了文字獄，給中國的古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同時也禁錮了思想，使生活在這一時期的文人志士的思想大大落後於當時世界潮流。當然，一分為二地，用發展地眼光看待事物，乾隆在編篡《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功過分明，既是"功魁"，又是"禍首"。功者，他全攬大局，直接決定了《四庫全書》的成貌。過者，大規模徵書而絕大部分沒有發還的做法，給私人藏書事業帶來了消極影響。世上沒有完人，歷來也就沒有乾乾淨淨的統治者，可以說，乾隆是雄才大略的，又是殘暴血腥的，時間會有公正的評定，世人更應該銘記的或許是一個"鑑"字。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時期官方修編的大型叢書。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主持下，由紀昀，也就是紀曉嵐等360多位高官和學者編撰，將近四千人參與抄寫，耗時十三載而成。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全書。據文津閣藏本，抄錄了3462種圖書，共計79338卷，3.6萬餘冊，約八億字之多。手抄的7套，分別收藏於北京紫禁城文淵閣、瀋陽文溯閣、北京圓明園文淵閣、承德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規模的文化工程，對古典文化進行了一次最系統最全面的總結，呈現古典文化的知識體系。可以稱為中華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大成者，囊括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學科的知識。

但是，《四庫全書》也是一次文化大屠殺。龔自珍曾評價“避席畏聞文字，著書都為稻粱謀。”顯然是有感於文字獄的殘酷和對文化的破壞而作。在編撰過程中，銷燬了大量對滿清統治不利的寶貴書籍、石碑崖刻等等，對傳統文化的繼承造成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

所以，要正確評價《四庫全書》和乾隆，要辯證地看，有其積極的方面，也有消極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