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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南開大學孟昭連先生專文介紹過古代皇帝說什麼話，可以據此推想古人平常怎麼說話。下面是先生的原文： 古代皇帝說什麼話 孟昭連 偶見有人在網上發問：“古代皇帝說什麼話？”於是引起網友的熱烈迴應，有人說皇帝肯定說的是文言，有人說皇帝其實也是說的白話。筆者以為這個問題提得很好，表面看起來很簡單，其實它涉及語言與文字的關係這樣一個大問題。 隨便翻一下古代的史書，就會發現不論是王公貴族還是文人雅士，都是說的文言，就連鄉野百姓也是“之乎者也”不離口，至於皇帝的“金口”一開，更是文辭高古，聲調鏗鏘，動輒就是“朕”如何如何。這樣，無形中就讓我們覺得古人都是說的文言。其實並非如此，文言反映的古代語言是不真實的，古代皇帝說話也和老百姓一樣，說的是大白話。 我們不妨以明代皇帝朱元璋為例。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見孔子五十五代孫衍聖公孔克堅，有如下一段對話：“（上曰：）‘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對曰：‘臣五十三歲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裡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裡你家裡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讀了這段對話，感覺就像是兩個老漢在拉家常，絲毫也沒有皇帝的神聖感。朱元璋不但與人對話用日常口語，就是下的“聖旨”有時也用白話。洪武三年，一道有關戶帖制度的“聖旨”是這樣寫的：“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其後的永樂皇帝、嘉靖皇帝都下過類似的白話詔書。 明代皇帝說的是白話，那麼宋代皇帝呢？宋代皇帝也是說白話，不會說文言。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光胤，不但自己說白話，而且對文人動輒“之乎者也”十分不滿。據《湘山野錄》載，宋太祖一次與趙普登朱雀門，見門額上題“朱雀之門”，便問趙普為什麼不只寫“朱雀門”？那個“之”字有什麼用？趙普回答說是“語助詞”。太祖便譏諷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明確表達出對文言的不屑。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覺得用口語“朱雀門”就足夠了，沒有必要中間加個“之”字。宋度宗還用白話批公文，在一篇御批中有這樣的話：“所有陳世崇詩文稿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顯然這就是宋代的口語，而《宋史》中記載的宋人語言則是不真實的。 從理論上說，文字應該是語言的反映，所以書面語理應與口語保持一致。但中國古代的語言發展並非如此，唐宋以來，文人、史官在執筆為文時，並不按照口語本來的樣子書寫，而是講究“文必秦漢”，也就是要使用古人的詞彙和語法來表達，這樣才顯得“高雅”，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了與口語脫離的所謂“文言”。其後一直到晚清，歷代文人都是如法炮製，在作文記史的時候要把口語“翻譯”成文言，以書寫當代口語為恥為俗。二十四史及其他古代文言作品，都是這樣寫成的。偶然也有少量白話書面語成了“漏網之魚”，沒能變成文言，像上面的這幾個例子，反而成為語言學家窺探古代語言真貌的寶貴材料。相對與文言而言，宋元以來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白話書面語，是與當時的口語基本一致的，像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都是用白話寫成的，作品中的語言更接近歷史的原貌。由此看來，要想了解宋元人如何說話，要看話本小說，不能看《宋史》；要了解明清人如何說話，要看《金瓶梅》、《紅樓夢》，不能看《明史》，也不能看《聊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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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南開大學孟昭連先生專文介紹過古代皇帝說什麼話，可以據此推想古人平常怎麼說話。下面是先生的原文： 古代皇帝說什麼話 孟昭連 偶見有人在網上發問：“古代皇帝說什麼話？”於是引起網友的熱烈迴應，有人說皇帝肯定說的是文言，有人說皇帝其實也是說的白話。筆者以為這個問題提得很好，表面看起來很簡單，其實它涉及語言與文字的關係這樣一個大問題。 隨便翻一下古代的史書，就會發現不論是王公貴族還是文人雅士，都是說的文言，就連鄉野百姓也是“之乎者也”不離口，至於皇帝的“金口”一開，更是文辭高古，聲調鏗鏘，動輒就是“朕”如何如何。這樣，無形中就讓我們覺得古人都是說的文言。其實並非如此，文言反映的古代語言是不真實的，古代皇帝說話也和老百姓一樣，說的是大白話。 我們不妨以明代皇帝朱元璋為例。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見孔子五十五代孫衍聖公孔克堅，有如下一段對話：“（上曰：）‘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對曰：‘臣五十三歲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裡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裡你家裡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讀了這段對話，感覺就像是兩個老漢在拉家常，絲毫也沒有皇帝的神聖感。朱元璋不但與人對話用日常口語，就是下的“聖旨”有時也用白話。洪武三年，一道有關戶帖制度的“聖旨”是這樣寫的：“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其後的永樂皇帝、嘉靖皇帝都下過類似的白話詔書。 明代皇帝說的是白話，那麼宋代皇帝呢？宋代皇帝也是說白話，不會說文言。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光胤，不但自己說白話，而且對文人動輒“之乎者也”十分不滿。據《湘山野錄》載，宋太祖一次與趙普登朱雀門，見門額上題“朱雀之門”，便問趙普為什麼不只寫“朱雀門”？那個“之”字有什麼用？趙普回答說是“語助詞”。太祖便譏諷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明確表達出對文言的不屑。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覺得用口語“朱雀門”就足夠了，沒有必要中間加個“之”字。宋度宗還用白話批公文，在一篇御批中有這樣的話：“所有陳世崇詩文稿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顯然這就是宋代的口語，而《宋史》中記載的宋人語言則是不真實的。 從理論上說，文字應該是語言的反映，所以書面語理應與口語保持一致。但中國古代的語言發展並非如此，唐宋以來，文人、史官在執筆為文時，並不按照口語本來的樣子書寫，而是講究“文必秦漢”，也就是要使用古人的詞彙和語法來表達，這樣才顯得“高雅”，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了與口語脫離的所謂“文言”。其後一直到晚清，歷代文人都是如法炮製，在作文記史的時候要把口語“翻譯”成文言，以書寫當代口語為恥為俗。二十四史及其他古代文言作品，都是這樣寫成的。偶然也有少量白話書面語成了“漏網之魚”，沒能變成文言，像上面的這幾個例子，反而成為語言學家窺探古代語言真貌的寶貴材料。相對與文言而言，宋元以來逐漸發展成熟起來白話書面語，是與當時的口語基本一致的，像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都是用白話寫成的，作品中的語言更接近歷史的原貌。由此看來，要想了解宋元人如何說話，要看話本小說，不能看《宋史》；要了解明清人如何說話，要看《金瓶梅》、《紅樓夢》，不能看《明史》，也不能看《聊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