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期風箏隱喻自由、自責、期盼父愛的生活狀態。 風箏在天空中飛翔象徵著哈桑和阿米爾一起度過的的如影隨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阿米爾做為一名大戶人家的少爺，由於自己的出生給母親帶來的災難，造成阿米爾認為這是父親恨他和不喜歡他的原因，內心總是充滿罪惡感，長期無法擺脫自責的困擾。導致做事唯唯諾諾，跟父親的性格迥然不同，無法滿足驍勇善戰的父親對自己寄予的期望。

少年時期風箏隱喻了自私、懦弱、背叛的人性特徵 。風箏大賽中，哈桑犧牲個人的尊嚴為阿米爾取回了最後那隻風箏。然而阿米爾的內心一直被羞愧和痛苦所折磨著，對自己的自私、懦弱陷入深深的自責當中不能自拔。為了逃避這樣的情緒，他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壓在哈桑的身上，讓父親趕走他們。哈桑也毫無怨言地承認了不存在的偷竊行為，不顧阿米爾父親的勸阻，執意離開。對哈桑的背叛使阿米爾付出了人生中最慘痛的代價，二十六年的沉重的罪惡感、悔恨與痛苦一直折磨著他。這也暴露了人性的虛偽和脆弱。 風箏在作品中透過阿米爾的回憶反覆出現，每次看到飛翔在高空的風箏，都會提醒他的友誼、成功、痛苦和失望以及他當初對哈桑的背叛。這些隱喻透過風箏這一象徵體反覆出現。

不惑之年風箏象徵著心靈上的救贖。一個夏天的午後，父親生前的好友拉辛汗打電話給阿米爾，告訴了他，哈桑和阿米爾竟然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並給他指明瞭方向： “那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阿米爾最終戰勝懦弱，冒著生命危險回到被塔利班佔領的喀布林去解救哈桑的兒子，將他帶回美國，收為養子。這是他在成長的生命歷程中，第一次主動採取行動來挽救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並非逃避。在異國他鄉和哈桑的兒子放風箏，風箏也同樣帶給索拉博微笑，並讚揚自己曾一直不願承認的事實，即哈桑的勇敢，累積多年的憂鬱和自責在那風箏翱翔在空中的那一刻釋放，阿米爾終於驅散了第一次追風箏時籠罩在心靈的陰霾，坦誠面對自己的錯誤，並拯救了自閉的索拉博。他表明決定要向哈桑當年忠於自己一樣，永遠關愛索拉博，逐步實現個人美好人性的迴歸。追風箏成為阿米爾成長史中的儀式，也是對一種希望的寄予。風箏，成了救贖靈魂的上帝。

《追風箏的人》透過對風箏的表述，隱喻了主人公在歷經各種挫折、磨難後透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內心的坦誠，撫平了心靈的創傷，最終得以頓悟，人性得以成熟的過程。風箏這一象徵體在促成結構完整的同時，進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題，創造出內容上的藝術美感。

《追風箏的人》清新自然，以新寫實的筆法，訴說著溫情與殘酷，美麗與苦難，它不僅僅展示了一個人的心靈成長史，也展示了一個民族的靈魂史，一個國家的苦難史。這部小說流暢自然，就像一條清澈的河流，卻奔騰著人性的激情，蘊含著阿富汗斯坦這個古老國家豐富的靈魂，激盪著善與惡的潛流撞擊。因為這部書，讓世界瞭解了一個遭受戰火蹂躪的、默默無聞的阿富汗斯坦人，這才是文學的魅力，也是這部小說的藝術魅力。但是這部小說不僅如此，它之所以能夠吸引不同民族、國家的讀者，撼動讀者內心纖細的情感，是因為它討論了關於人性和人性的拯救問題，這是現代人類面臨的共同話題。其實，人性的救贖是這部小說的核心價值。

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一旦進入讀者視線，就具有了獨立客觀的意義，不管作者的主觀創作有沒有意識到那些意義的存在，並不能否認它的客觀價值。風箏是該書的靈魂，雖然只在小說的兩個地方出現，卻蘊含了豐富的意象，風箏可以是愛情、親情、友情，更是作者對未來希望的象徵。小說的精妙之處在於跳出了一般個人與社會前臺背景的關係，跳出了人和社會那種互相影響的從屬關係，兒子與父親、人和祖國就像風箏那樣，互相掙脫又互相糾纏，逃不出宿命的天空。

　　《風箏》是現代文學家魯迅於1925年寫的一篇回憶性散文。

　　作者首先由北京冬季天空中的風箏聯想到故鄉早春二月時節的放風箏開始描寫，流露出淡淡的鄉愁。然後自然地從風箏想到兒時往事：作為兄長的他對所謂沒出息的酷愛風箏的弟弟的懲罰。成年後的作者為自己幼時的無知，對弟弟兒童天性的扼殺行為充滿了內疚和自責。更令作者痛苦的是他已無法求得寬恕，因為弟弟對這件往事已漠然忘，這裡照應了文章一開頭作者見到風箏時“驚異和悲哀”的情緒。這種驚異和悲哀並不僅僅在於作者內心的深刻自我反省，而在於他從弟弟的“全然忘卻”中體會到中國老百姓對封建道德奴役、家長式的專制制度的不覺醒，因而倍感改造“國民性”任務之艱鉅，點出作者心情沉重的內在原因。　　文章敘事與抒情緊密相聯，在敘事的基礎上，抒發了作者對冷酷現實的極端憎惡和對美好明天的憧憬。此文以白描寫景、寫人，舒事與感嘆、議論相結合，滲透著一種深沉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