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一生追求的是擠身貴族行例，研究的是能得到天子、貴族喜歡聽的理論。當然作為執政者——天子貴族必然選擇儒家學說。如果有人天天贊你捧你，你能不喜歡他嗎？

漢武帝的核心目的是利用儒家應付人們恢復儒教的主張，防止政教合一，完成政教分離的目標。

因為儒教的領導力量是道家階層，他們屬於貴族祭司階層，而儒教中的平民信徒階層則是儒家，道家要按照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步驟復興儒教，實現政教合一，這樣必然與帝王的統治皇權發生控制權上的尖銳衝突。

漢武帝的邏輯，既然你們要儒教，那就把信徒階層的儒家冊封為儒教教主好了，這樣就在儒教信仰體系中打下了一個楔子，利用儒家的信仰來控制儒教的信仰，這種方法是“巧取”的方法，用的是“巧力”，不像秦始皇控制信仰是透過“焚書坑儒”這種“豪奪”的辦法，用的是“暴力”。

所以中華民族選擇了以“漢”作為自己的族群名稱，沒有選擇原初的“秦”或者後來的“唐”，就是我們普羅大眾認可漢武帝這種對待信仰的“巧力”技巧，因為他溫和的為道家走入民間，建立“道教”創造了條件，沒有實行對思想和信仰的趕盡殺絕，也達到了實現“政教分離”的目的，不贊成秦始皇那種對待儒教信仰“焚書坑儒”的“暴力”肆虐來完成“政教分離”，也不贊成唐肅宗那種對待佛教信仰的“滅佛運動”的“強力”決絕來實現“政教分離”。

劉邦在稱帝前其實極為鄙視儒生，但登上帝位後，上朝的時候一起打江山的眾哥們還和以前差不多，甚至在酒宴的時候借酒發瘋拍桌子罵娘。自由、平等的氛圍讓劉邦很不爽，卻又礙於一起長大的面子，不好意思立威。

大儒叔孫通及時出現，幫忙制定了三跪九叩的朝拜禮儀後，讓劉邦體會到了做皇帝的威嚴。於是對儒家的印象開始改觀，為了讓儒家的跪拜儀式更深入人心，劉邦就開始尊孔。這樣儒家和皇權相互利用，開始狼狽為奸。

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進《天人三策》，宣傳君權神授、帝為天子，再加上君為臣綱，父為子綱，把華人全歸為皇帝的奴僕，一下子抓住了專斷獨裁的漢武帝之心。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更是讓漢武帝做夢都能笑醒。

更利害的是，儒家思想強調等級尊卑，絕不許僭越。華人如果都嚴格遵守儒家思想，可以保障皇帝寶座永遠是皇帝自己的孩子，這樣的思想哪個皇帝不想利用？皇權最怕的是有人造反奪自家的天下，抬高這樣的思想，就等於給自家的帝位加固！何樂而不為！

那皇權怎麼抬高儒家思想呢？一是尊孔，讓孔子從人渣變聖人，誰敢質疑聖人就殺誰的頭！二是科舉，高考的全是儒家那一套，不認同儒家的就永無出頭之日！三是給儒生們一點甜頭，讓愚民們羨慕，當然就願意學了！

其他諸子百家，可沒有儒家那些花樣繁多的跪拜禮儀，更沒有儒家願意天生為權力之奴的賤骨頭，當然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誰願意把自己無邊無際的權力鎖在籠子裡？所以不盲目服從皇權的人和思想就被解決掉了！

首先要明確的是不同時期對待文化的不同態度與統治者的治國理念息息相關。諸子百家，百家爭鳴應該主要集中出現在戰國初年到秦帝國之前這一階段。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是漢武帝時期的事。這期間最大的變化就是封建制的徹底土崩瓦解，首先是秦帝國統一全國實行郡縣制，奉行的是“法制”，雖然項羽和劉邦在推翻秦統治後，基於當時的實際情況階段性的恢復了分封制，但封建制已明顯不適合大一統的帝國統治，所以在文景兩代“無為而治”，恢復國力後，漢武帝時期透過推恩令等制度的實施逐步實現了中央集權統治。

這個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建立中央集權統治，特別是對君權的不斷加強從法理上奠定了基礎。

所以說任何一種社會或文化現象的出現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我們讀史不能簡單的用當下現代的眼光去分析解讀歷史事件，而應該更全面的瞭解歷史環境和關係，站在更全面的角度去體會歷史，才不至於片面、偏頗！才更能感受到歷史的恢宏！

每個朝代的建立，都是以破壞前朝體系為代價的，不破不立。

革命越徹底，破壞越徹底。價值體系，道德倫理都不能倖免。破壞了，就要從頭建，從頭立。

諸子中，法家以秦的滅亡為標誌，算是玩栽了。道家的無為顯然成不了氣候。無為天上能掉餡餅？不爭怎麼得江山？儒家暢導社會和協穩定講秩序，才是一個重建中的社會更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