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籠統的稱謂，這個指涉是空洞的，有時候更像是神學家或辯證法家為了攻擊不同意見而貼出的標籤。後現代主義這個詞的使用往往迎合了帝國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它被描述為後福特時代的消極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相對主義）加以抨擊，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又依靠“後現代主義”塑造一種“自由派的放任自由”，用以維護當前的統治秩序。
實際上許多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者”，不用說他們的思想極為不同，甚至都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後現代主義。比如鮑德里亞實際上激烈地抨擊了“後現代主義”，而作為對手的米歇爾·福柯也根本沒說過自己是什麼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實質上完全是一種辯證法喧囂中製造出來的現象，特別是日本的一些學者，認為俄華人亞歷山大·科耶夫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的開山鼻祖，然後又認為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和辯證法才是戰勝科耶夫現象的答案。但實際上，科耶夫本身就是一個頑固的黑格爾主義分子和辯證法家。所以說，這裡涉及到很多錯亂的認知，而在今天這些都有待清理。特別是辯證法家的這種胡亂造謠，需要實事求是地細心梳理和冷靜分析。
許多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實際上源頭來自尼采。這裡也將以尼采的視角來加以解答。
尼采激烈地抨擊了基督教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以及現代性的啟蒙人文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尼采被視作開啟了後現代哲學），並且大膽地預測西方將進入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上帝死了，這就造成了一種價值的真空，但尼采說，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殺死了上帝。因為基督教表面上推崇了許多“崇高”的價值，但在這種“同情”的宗教背後，實際上是由一種愚昧而狹隘的利己心態構成的。弱者為了戰勝強者，就提出了一種建立在“原罪”上倫理規範來遏制強者。當基督徒說到“同情和愛”的道德，實際上是想要別人給予這種同情和愛。正是這種趨利的迷信，造就了現代社會的虛無主義，一切崇高都只是虛有其表，因而成為了一種“死亡說教”——把幸福的彼岸放到天堂或來世。於是尼采建立了道德的譜系學和心理學，來說明善與惡的歷史演變、基督教的怨恨心理，並且提出語言、概念與觀念的流變性（這便是後結構主義所繼承的，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那裡能指是固定的）。古希臘人的善與惡，與現代人的善與惡，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但是，儘管尼采提到了現代社會、基督教和辯證法的虛無主義實質，並不是說尼采也像個基督教神學家（或歷史神漢）那樣假裝地抨擊虛無主義。尼采提到了對虛無主義的克服。因為上帝死了並不是什麼值得悲傷的事情，但是辯證法家卻透過二元論和理性主義把它變成了一種喧囂的事件，因而以費爾巴哈為代表，人為地製造了一個“人自體”的形象，也就是福柯口中“大寫的人”，上帝死了，但上帝的影子還在，尼采說。虛無主義不可避免，而要克服這種上帝之影，尼采劃分了虛無主義中的高低貴賤的等級。尼采區分了消極和積極的虛無主義。其中一種是現代人的虛無主義，是一種對價值和生活的貶低；而另一種是積極的虛無主義，在於廢除柏拉圖的“真實世界”（相應地虛假世界也一併廢除），從而回到酒神精神和生命的平面本身，這是一種更為絕對和徹底的虛無主義（和一種大利己主義），在“重固一切價值”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尼采對虛無主義的考察，是以權力意志為參考的。在虛無主義自身的變動中，力也不斷地流變。為了區分費爾巴哈的反動虛無主義和施蒂納的極端虛無主義，尼采透過不同的心理型別劃分了不同的人，其中更高的虛無主義尼采稱之為“更高的人”，與“最後的人（或末人）”做出區分。同樣出於虛無主義，更高的人的虛無意志是一種否定的行動和（對自由）“佔有”，是對末人的羊群道德的一種反擊，一種虛無意志再怎麼說，它仍然是意志，但末人的虛無主義由於只想著幸福世界，則扼殺能動的意志。而虛無主義的克服，正是依靠一種意志的“嬗變”。
於是，這就回答了此問題：達達主義作為藝術先鋒派和極端虛無主義實質上更傾向於施蒂納（作為個人無政府主義，當然這種影響也包括了80-90年代的黑金屬、撒旦崇拜等運動）。它與後現代主義的分別是，它是現代性之中的一股破壞性力量。但從尼采看來並不滿足於這種破壞的階段，還有價值的重估，還有新的創造在等著。在駱駝的純粹肯定、獅子的純粹否定之後，下一個階段是孩子。
尼采並不否決邪惡，而是在邪惡中發現了更加強大、也更加漂亮的東西。邪惡是智慧之友，並且作為異端邪說和巫術，它提供了一種更為激烈和執拗的特性，也即對當前的奴隸統治的破壞衝動。在邪惡的至高之處，也將是超人的至善之處。
於是這就推動了一些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哲學家，比如吉爾·德勒茲的慾望哲學。它與達達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將慾望視作一種肯定的力量（當然這是和一般語境中的慾望的不同理解）。從而提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古希臘式的態度。正如尼采所言，許多人比如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總是有一種“更好的組織方式”需要發明，但卻沒有看到，在古希臘和羅馬，人類早已達到了一種巔峰。而這種不合時宜，則召喚著一種新的審美，對戰爭的渴望以及一種“將要到來的民主”。
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籠統的稱謂，這個指涉是空洞的，有時候更像是神學家或辯證法家為了攻擊不同意見而貼出的標籤。後現代主義這個詞的使用往往迎合了帝國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它被描述為後福特時代的消極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相對主義）加以抨擊，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又依靠“後現代主義”塑造一種“自由派的放任自由”，用以維護當前的統治秩序。
實際上許多所謂的“後現代主義者”，不用說他們的思想極為不同，甚至都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後現代主義。比如鮑德里亞實際上激烈地抨擊了“後現代主義”，而作為對手的米歇爾·福柯也根本沒說過自己是什麼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實質上完全是一種辯證法喧囂中製造出來的現象，特別是日本的一些學者，認為俄華人亞歷山大·科耶夫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的開山鼻祖，然後又認為現代主義、精神分析和辯證法才是戰勝科耶夫現象的答案。但實際上，科耶夫本身就是一個頑固的黑格爾主義分子和辯證法家。所以說，這裡涉及到很多錯亂的認知，而在今天這些都有待清理。特別是辯證法家的這種胡亂造謠，需要實事求是地細心梳理和冷靜分析。
許多所謂的“後現代主義”實際上源頭來自尼采。這裡也將以尼采的視角來加以解答。
尼采激烈地抨擊了基督教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的西方理性主義傳統以及現代性的啟蒙人文主義（這就是為什麼尼采被視作開啟了後現代哲學），並且大膽地預測西方將進入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上帝死了，這就造成了一種價值的真空，但尼采說，實際上是我們自己殺死了上帝。因為基督教表面上推崇了許多“崇高”的價值，但在這種“同情”的宗教背後，實際上是由一種愚昧而狹隘的利己心態構成的。弱者為了戰勝強者，就提出了一種建立在“原罪”上倫理規範來遏制強者。當基督徒說到“同情和愛”的道德，實際上是想要別人給予這種同情和愛。正是這種趨利的迷信，造就了現代社會的虛無主義，一切崇高都只是虛有其表，因而成為了一種“死亡說教”——把幸福的彼岸放到天堂或來世。於是尼采建立了道德的譜系學和心理學，來說明善與惡的歷史演變、基督教的怨恨心理，並且提出語言、概念與觀念的流變性（這便是後結構主義所繼承的，在結構主義語言學那裡能指是固定的）。古希臘人的善與惡，與現代人的善與惡，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但是，儘管尼采提到了現代社會、基督教和辯證法的虛無主義實質，並不是說尼采也像個基督教神學家（或歷史神漢）那樣假裝地抨擊虛無主義。尼采提到了對虛無主義的克服。因為上帝死了並不是什麼值得悲傷的事情，但是辯證法家卻透過二元論和理性主義把它變成了一種喧囂的事件，因而以費爾巴哈為代表，人為地製造了一個“人自體”的形象，也就是福柯口中“大寫的人”，上帝死了，但上帝的影子還在，尼采說。虛無主義不可避免，而要克服這種上帝之影，尼采劃分了虛無主義中的高低貴賤的等級。尼采區分了消極和積極的虛無主義。其中一種是現代人的虛無主義，是一種對價值和生活的貶低；而另一種是積極的虛無主義，在於廢除柏拉圖的“真實世界”（相應地虛假世界也一併廢除），從而回到酒神精神和生命的平面本身，這是一種更為絕對和徹底的虛無主義（和一種大利己主義），在“重固一切價值”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尼采對虛無主義的考察，是以權力意志為參考的。在虛無主義自身的變動中，力也不斷地流變。為了區分費爾巴哈的反動虛無主義和施蒂納的極端虛無主義，尼采透過不同的心理型別劃分了不同的人，其中更高的虛無主義尼采稱之為“更高的人”，與“最後的人（或末人）”做出區分。同樣出於虛無主義，更高的人的虛無意志是一種否定的行動和（對自由）“佔有”，是對末人的羊群道德的一種反擊，一種虛無意志再怎麼說，它仍然是意志，但末人的虛無主義由於只想著幸福世界，則扼殺能動的意志。而虛無主義的克服，正是依靠一種意志的“嬗變”。
於是，這就回答了此問題：達達主義作為藝術先鋒派和極端虛無主義實質上更傾向於施蒂納（作為個人無政府主義，當然這種影響也包括了80-90年代的黑金屬、撒旦崇拜等運動）。它與後現代主義的分別是，它是現代性之中的一股破壞性力量。但從尼采看來並不滿足於這種破壞的階段，還有價值的重估，還有新的創造在等著。在駱駝的純粹肯定、獅子的純粹否定之後，下一個階段是孩子。
尼采並不否決邪惡，而是在邪惡中發現了更加強大、也更加漂亮的東西。邪惡是智慧之友，並且作為異端邪說和巫術，它提供了一種更為激烈和執拗的特性，也即對當前的奴隸統治的破壞衝動。在邪惡的至高之處，也將是超人的至善之處。
於是這就推動了一些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或後結構主義哲學家，比如吉爾·德勒茲的慾望哲學。它與達達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將慾望視作一種肯定的力量（當然這是和一般語境中的慾望的不同理解）。從而提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古希臘式的態度。正如尼采所言，許多人比如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總是有一種“更好的組織方式”需要發明，但卻沒有看到，在古希臘和羅馬，人類早已達到了一種巔峰。而這種不合時宜，則召喚著一種新的審美，對戰爭的渴望以及一種“將要到來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