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中國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輕器，“下等人”則只管器而不大關心道。讀書人要去做人上人，把聞道看得無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傳地做去。這情形，只要看中國論道之書汗牛充棟，而論器之書寥寥可數，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國是以農立國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農事的著作，可稱的也只有《齊民要術》等有限的幾部，不少還因不受重視而亡佚了。到徐光啟著《農政全書》，已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響了。
梁啟超氏說，清代的學術，其研究方法已近於“科學的”。這是不錯的。其對於已往以為神聖不可動搖之經書的懷疑精神，其於疑問的細密求證功夫，鉅細必究，本末兼察，事事講究證據，沒有證據就不相信，有了證據還要反覆查驗，看它是否充足，都很接近於近代科學研究的方法。可惜的是清儒的細密研究功夫，還是都花到了論道上面，孜孜於經書的真偽乃至一音一義的考證，弄到最後，與器仍舊沒有什麼關係。
洎乎近代，因為西方的洋槍洋炮打了進來，這才覺得器不如人，但道還是我們自己的好。以中國之道，馭西洋之器，這就是“中體西用”了。重道輕器如故，器也依然不能進步，而道的爭論卻是很熱鬧的。主義呀、思想呀、理論呀，旗號滿天飄舞。誰都想當聖人，誰都要弄一套主義，但不管甚麼主義，什麼思想，鼓吹之際，天花亂墜，一到實行，仍舊停在嘴上的多而落在實處上的少，所以中國還是中國。一場辛亥革命，說是什麼主義的勝利，但照魯迅的觀察，不過革去了一條辮子，若再加一句，就是換了一批主子——專制依舊，愚昧依舊，下等人的生活也依舊。
道是不妨論的。但道若有用，必要有個著落。這著落就是器。體制也罷，機構也罷，程式也罷，法律規章制度也罷，都是器。孔夫子講：仁者“愛人”。孟夫子講“仁政”，今人講民主、講法制、講別的什麼重要思想，都高妙之極。但若沒有一套確能保證其施行的制度、法律、程式、監督體系，要言妙道也只是要言妙道。孔老先生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孔小先生說“我不欲仁”呢？事實上中國論孔孟之道兩千多年，那美妙的“仁政”始終蹤影全無。我們這個民族在論道上搞的花樣、耗費的無謂精力實在已經太多，倒是紮紮實實在器上多下點氣力的好。
詩曰：
要言妙道說千年，
旗號新翻嘆聖賢。
最是千秋仁政後，
依然似夢又如煙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中國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輕器，“下等人”則只管器而不大關心道。讀書人要去做人上人，把聞道看得無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傳地做去。這情形，只要看中國論道之書汗牛充棟，而論器之書寥寥可數，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國是以農立國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農事的著作，可稱的也只有《齊民要術》等有限的幾部，不少還因不受重視而亡佚了。到徐光啟著《農政全書》，已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響了。
梁啟超氏說，清代的學術，其研究方法已近於“科學的”。這是不錯的。其對於已往以為神聖不可動搖之經書的懷疑精神，其於疑問的細密求證功夫，鉅細必究，本末兼察，事事講究證據，沒有證據就不相信，有了證據還要反覆查驗，看它是否充足，都很接近於近代科學研究的方法。可惜的是清儒的細密研究功夫，還是都花到了論道上面，孜孜於經書的真偽乃至一音一義的考證，弄到最後，與器仍舊沒有什麼關係。
洎乎近代，因為西方的洋槍洋炮打了進來，這才覺得器不如人，但道還是我們自己的好。以中國之道，馭西洋之器，這就是“中體西用”了。重道輕器如故，器也依然不能進步，而道的爭論卻是很熱鬧的。主義呀、思想呀、理論呀，旗號滿天飄舞。誰都想當聖人，誰都要弄一套主義，但不管甚麼主義，什麼思想，鼓吹之際，天花亂墜，一到實行，仍舊停在嘴上的多而落在實處上的少，所以中國還是中國。一場辛亥革命，說是什麼主義的勝利，但照魯迅的觀察，不過革去了一條辮子，若再加一句，就是換了一批主子——專制依舊，愚昧依舊，下等人的生活也依舊。
道是不妨論的。但道若有用，必要有個著落。這著落就是器。體制也罷，機構也罷，程式也罷，法律規章制度也罷，都是器。孔夫子講：仁者“愛人”。孟夫子講“仁政”，今人講民主、講法制、講別的什麼重要思想，都高妙之極。但若沒有一套確能保證其施行的制度、法律、程式、監督體系，要言妙道也只是要言妙道。孔老先生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孔小先生說“我不欲仁”呢？事實上中國論孔孟之道兩千多年，那美妙的“仁政”始終蹤影全無。我們這個民族在論道上搞的花樣、耗費的無謂精力實在已經太多，倒是紮紮實實在器上多下點氣力的好。
詩曰：
要言妙道說千年，
旗號新翻嘆聖賢。
最是千秋仁政後，
依然似夢又如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