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修《春秋》，創春秋筆法。

一字一詞中寓褒貶，充分發揮出歷史的懲惡揚善功能，用句大俗話講，就是罵人都不帶髒字的。

孟子把“春秋筆法”的功效和震懾作用表達得更加直接：“孔夫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司馬遷也不甘落後，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援引董仲舒的話說，《春秋》之旨在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與孟子相比，司馬遷眼中的春秋筆法的批判物件有所擴大，並不僅僅限於“亂臣賊子”，“無道”的“天子”也同樣成為歷史貶懲的物件。後代史家也是把這種史學精神繼承下來，並且也大多能自覺地維護和發揮歷史明辨是非、懲惡揚善的功能。

到了東漢，王充在《論衡》裡更是提出了 “文人之筆，勸善懲惡”，此語深得“春秋筆法”的精髓，在“文章”前加上道德二字，“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

翻譯成現代漢語也就是，王充認為，文人寫文章，並非為了顯示辭藻的華麗，而是記錄人的行為，傳播人的聲名。為善的人希望得到記載，所以不斷努力為善；邪惡的人害怕被記載，也就儘量節制惡行。在他心中，“文人之筆”，是能夠起到“勸善懲惡”的積極作用的。

史學家陳寅恪則在《贈蔣秉南序》中有言：“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

即便是國破家亡之際，史家也不肯放棄歷史明辨是非、懲惡揚善的功能，陳寅恪先生的這番話在當時是有非常強的現實意義的。

黃宗羲在送其弟子萬斯同入京修《明史》時曾贈詩云：“四方身價歸明水，一代奸賢託布衣。”他希望萬斯同在編修《明史》時能夠努力堅持歷史明辨是非，懲惡揚善的功能。而萬斯同本人也的確以此為己任，他在解釋自己為何要主持《明史》的編修時就說：“我所以要作（明史）Quattroporte，是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跡，闇昧不明。”

孔子晚年，致力於整理文化典籍。其對魯國國史進行筆削後，中國首部私家史書誕生。經過孔子修訂之後的《春秋》不僅是史，還被賦予了儒家思想以及“春秋大義”，成為儒家六經之一。

《春秋》用語十分嚴謹，這就是“春秋筆法”和“微言大義。”

《桓公十五年》記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為貶天子——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

《隱公元年》記載的“鄭伯克段與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此為退諸侯，討大夫。

再以弒君為例：“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衛州籲弒其君完。”書弒君者之名，是言臣之罪；“宋人弒其君杵臼”，“莒人弒其君密州”，書不言弒君者之名，是言君無道也。孟子的無道之君，人人得而誅之的觀點正是源於此。

甚至國君思念嫁與他國的女兒，與女兒見上一面，都要被貶斥——“公會杞伯姬於姚，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

春秋筆法不僅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勸善懲惡。還把人性在面臨權、色、財時之醜惡，毫無保留的展現在我們面前。

以史為鑑，孔子做《春秋》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以禮法把君王、卿大夫的權力關進牢籠，再給他們戴上緊箍咒（諡號）。唯有如此，他們才不能奴役人民，為非作歹。今日謂之——憲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