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崖天書，原名"紅巖碑"(這裡的"紅崖"是指紅崖山)，亦是紅崖天書所在地。是深藏在貴州省安順市的一處神秘景觀，位於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城東約十五公里曬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寧州志》載:"曬甲山即紅巖後一山也，崔巍百丈……俗傳武侯南征曬甲於此"。又稱"紅巖山"。與關索嶺對峙，緊靠滇黔公路。從公路到紅巖前，約半公里。數百年來，經歷代學者先賢孜孜不倦不斷探索，山岩上那些彷彿文字的古怪符號，卻蘊藏著無窮怪異，穿越時空的非凡意義，引起了國內外史學界的格外重視。紅崖天書壯觀奇麗，撲朔迷離，期待著人們去探索、去解開這個迷。
紅崖天書的發現並非是地理學家或Explorer，而是一位風流倜儻的古代詩人。明代嘉靖年間的黔籍文邵元善，遊山玩水之餘寫了一首《紅崖詩》，由此千古之謎的天書從平平淡淡中脫穎而出，史學考據家則將紅崖天書從歷史的沉澱中推向社會。《紅崖詩》雲:紅崖削立一千丈，刻畫盤旋非一狀。參差時作鐘鼎形，騰擲或成走飛象。諸葛曾為此駐兵，至今銅鼓有遺聲。即看壁上紛奇詭，圖譜渾領尚且盟。這首作於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的紅崖詩，輯於《黔詩紀略》中，是紅崖天書發現的最早文字記載。詩人形象地敘述了紅崖天書的概況及書形，並以《華陽國志》為據，運用詩人豐富的想象力，將天書及蜀漢諸葛南征，教夷人圖譜相聯絡，認為天書的內容即此。由此而始，從明至清數百年，皆認為紅崖天書乃諸葛公碑。清朝初年，田雯著的《黔書.碑》中，稱"黔永寧有諸葛公碑"。這種先入為主之見，一直持續到清代的道光、咸豐年間。當時文人似乎對古蹟發現的"初始權"十分敬重，不敢輕易違背"祖宗遺訓"。道光年間關嶺進士楊茂材對紅崖為"諸葛公碑"的說法，仍舊情有獨鍾，寫下了《紅崖諸葛碑》詩:曬甲晴霞共石壁，上有鳳鸞飄泊跡，州忱淋漓血凝碧。梯雲耕拭重摩挲，駭疑篆隸驚蚪蝌，風雨不衰神靈呵。
從邵元善的《紅崖詩》到《紅崖諸葛碑》已經三百多年，天書依然孤殘，"風雨不衰"，當然應功於神靈的暗中呵護，這更增加了天書固有的神秘色彩。有久後，又有詩人黃培傑寫出了同名的詩文:八里橋東山岌岌，跨漢摩霄懸登級。上有紅崖諸葛碑，恍若赤城天際立。這是一首遙觀紅崖天書的詩作，寫出了天書所在紅崖"恍若赤城"聳立雲天的壯觀景色。就在眾口一詞，高談闊論天書即為諸葛碑的大合唱中，一位名叫鄭宣輝的詩人對此提出了大膽否定，他在七律《紅崖碑》中寫道:誰人巖畔寫真形，篆留書成勒鼎銘。疑說武侯宣秘籍，應教鈍漢傲圖經。這種否定，是學術研討中發展的必然，"諸葛公碑"這種說法的唯一根據，僅僅建立在蜀漢南征的大歷史框架下，很難使人折服。同時，清朝道鹹以降，考據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對古蹟文物的考訂已從簡單的書證向考古實物方面發展，迎來了中國考據學方面的一次高潮。那種在史學界蔚然成風的考據學，被運用到紅崖天書破譯上來，使得伏案故紙堆中的考訂增添了結合實踐的活力。尤其是當代的文人，多喜運用詩歌來展現自己在考據學方面的功力，由此使得嚴謹刻板的史學，又多有了幾分輕鬆瀟灑的蘭術韻味，儒士風度。
紅崖天書，原名"紅巖碑"(這裡的"紅崖"是指紅崖山)，亦是紅崖天書所在地。是深藏在貴州省安順市的一處神秘景觀，位於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城東約十五公里曬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寧州志》載:"曬甲山即紅巖後一山也，崔巍百丈……俗傳武侯南征曬甲於此"。又稱"紅巖山"。與關索嶺對峙，緊靠滇黔公路。從公路到紅巖前，約半公里。數百年來，經歷代學者先賢孜孜不倦不斷探索，山岩上那些彷彿文字的古怪符號，卻蘊藏著無窮怪異，穿越時空的非凡意義，引起了國內外史學界的格外重視。紅崖天書壯觀奇麗，撲朔迷離，期待著人們去探索、去解開這個迷。
紅崖天書的發現並非是地理學家或Explorer，而是一位風流倜儻的古代詩人。明代嘉靖年間的黔籍文邵元善，遊山玩水之餘寫了一首《紅崖詩》，由此千古之謎的天書從平平淡淡中脫穎而出，史學考據家則將紅崖天書從歷史的沉澱中推向社會。《紅崖詩》雲:紅崖削立一千丈，刻畫盤旋非一狀。參差時作鐘鼎形，騰擲或成走飛象。諸葛曾為此駐兵，至今銅鼓有遺聲。即看壁上紛奇詭，圖譜渾領尚且盟。這首作於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的紅崖詩，輯於《黔詩紀略》中，是紅崖天書發現的最早文字記載。詩人形象地敘述了紅崖天書的概況及書形，並以《華陽國志》為據，運用詩人豐富的想象力，將天書及蜀漢諸葛南征，教夷人圖譜相聯絡，認為天書的內容即此。由此而始，從明至清數百年，皆認為紅崖天書乃諸葛公碑。清朝初年，田雯著的《黔書.碑》中，稱"黔永寧有諸葛公碑"。這種先入為主之見，一直持續到清代的道光、咸豐年間。當時文人似乎對古蹟發現的"初始權"十分敬重，不敢輕易違背"祖宗遺訓"。道光年間關嶺進士楊茂材對紅崖為"諸葛公碑"的說法，仍舊情有獨鍾，寫下了《紅崖諸葛碑》詩:曬甲晴霞共石壁，上有鳳鸞飄泊跡，州忱淋漓血凝碧。梯雲耕拭重摩挲，駭疑篆隸驚蚪蝌，風雨不衰神靈呵。
從邵元善的《紅崖詩》到《紅崖諸葛碑》已經三百多年，天書依然孤殘，"風雨不衰"，當然應功於神靈的暗中呵護，這更增加了天書固有的神秘色彩。有久後，又有詩人黃培傑寫出了同名的詩文:八里橋東山岌岌，跨漢摩霄懸登級。上有紅崖諸葛碑，恍若赤城天際立。這是一首遙觀紅崖天書的詩作，寫出了天書所在紅崖"恍若赤城"聳立雲天的壯觀景色。就在眾口一詞，高談闊論天書即為諸葛碑的大合唱中，一位名叫鄭宣輝的詩人對此提出了大膽否定，他在七律《紅崖碑》中寫道:誰人巖畔寫真形，篆留書成勒鼎銘。疑說武侯宣秘籍，應教鈍漢傲圖經。這種否定，是學術研討中發展的必然，"諸葛公碑"這種說法的唯一根據，僅僅建立在蜀漢南征的大歷史框架下，很難使人折服。同時，清朝道鹹以降，考據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對古蹟文物的考訂已從簡單的書證向考古實物方面發展，迎來了中國考據學方面的一次高潮。那種在史學界蔚然成風的考據學，被運用到紅崖天書破譯上來，使得伏案故紙堆中的考訂增添了結合實踐的活力。尤其是當代的文人，多喜運用詩歌來展現自己在考據學方面的功力，由此使得嚴謹刻板的史學，又多有了幾分輕鬆瀟灑的蘭術韻味，儒士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