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已開始注意楚辭的音讀問題(《漢書·王褒傳》)。西漢後期，劉向父子典校秘閣遺書，校定“屈原賦二十五篇”，著錄入《七略》，這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校讎的開始。劉向和揚雄都撰有《天問解》，其書不傳。據王逸《天問敘》說,他們都是對《天問》中的“奇怪之事”,“援引傳記以解說之”,可見劉、揚對屈原作品的註釋考訂工作,在劉安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東漢時期，班固、賈逵，都撰有《離騷經章句》（王逸《離騷敘》）。馬融也撰有《離騷注》（《後漢書·馬融傳》），其書皆不傳。賈、馬為經師,班氏為史家，其內容當既有訓釋,又有史評。這從賈、馬之說經及班固所留下的《離騷序》可以想見。但王逸曾說到班、賈只注《離騷》，“其餘十五卷缺而不說”（《離騷敘》。馬融《離騷注》當然也是如此。看來直到東漢中期，學術界對屈原作品尚未展開全面研究，重點仍在《離騷》、《天問》的註釋上，至於《楚辭》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對《楚辭》進行全面探討的是東漢末王逸，他著有《楚辭章句》17卷，內容包括訓詁、校勘、釋義、考史、評文等各個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辭》研究專著。
這一時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劉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意見有分歧，而其中針鋒相對的是劉安與班固。劉安《離騷傳》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評論屈原則謂“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也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觀點衡量屈原，認為“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
西漢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誦讀”楚辭,已開始注意楚辭的音讀問題(《漢書·王褒傳》)。西漢後期，劉向父子典校秘閣遺書，校定“屈原賦二十五篇”，著錄入《七略》，這是對屈原作品進行校讎的開始。劉向和揚雄都撰有《天問解》，其書不傳。據王逸《天問敘》說,他們都是對《天問》中的“奇怪之事”,“援引傳記以解說之”,可見劉、揚對屈原作品的註釋考訂工作,在劉安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一步。東漢時期，班固、賈逵，都撰有《離騷經章句》（王逸《離騷敘》）。馬融也撰有《離騷注》（《後漢書·馬融傳》），其書皆不傳。賈、馬為經師,班氏為史家，其內容當既有訓釋,又有史評。這從賈、馬之說經及班固所留下的《離騷序》可以想見。但王逸曾說到班、賈只注《離騷》，“其餘十五卷缺而不說”（《離騷敘》。馬融《離騷注》當然也是如此。看來直到東漢中期，學術界對屈原作品尚未展開全面研究，重點仍在《離騷》、《天問》的註釋上，至於《楚辭》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對《楚辭》進行全面探討的是東漢末王逸，他著有《楚辭章句》17卷，內容包括訓詁、校勘、釋義、考史、評文等各個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辭》研究專著。
這一時期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劉安、賈誼、司馬遷、揚雄、班固等，意見有分歧，而其中針鋒相對的是劉安與班固。劉安《離騷傳》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評論屈原則謂“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也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觀點衡量屈原，認為“屈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