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是普通人基於樸素的社會觀念的理解。現代文明社會，除了身份犯外，“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說法已經與罪刑法定原則相違背。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果“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有可能造成人們不想學法，爭做法盲；同樣，“不知者不罪”也有同樣的社會效果，辯護時，人人都可以否認自己不知道法律的規定。

從身份犯來看，刑法對身份犯只規定了從重處罰，“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一般情形下並不成立。如，非法拘禁罪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刑法》第238條第3款規定之罪的，從重處罰。如果一定要找到“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法條，作者認為，刑訊逼供等罪可能就是適例，專門規範司法人員。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並從重處罰，其中，“致人”一詞，在刑法中有特別的含義，即，沒有故意，只存在過失，如，過失致人死亡罪。司法人員在過失的情形下，刑法透過法律擬製直接規定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可謂“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不知者不罪”事實上是指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違法性的認識在犯罪論上處於何種地位，是存在爭議的問題，違法性的錯誤指沒有事實錯誤，但不知道其行為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許的。一般而言，對於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上，道德犯沒有討論的餘地，如，被告人辯護時提出，不知道強姦犯法，可能要笑掉大牙。

作者認為，違法性認識的可能性僅在行政犯的認定上才具有實際意義。如，一個老人久居深山老林，一直用火藥槍打獵為生，某日，持槍出老林被查處，老人可以“不知者不罪”進行有效的辯護。司法實踐對行政犯量刑過重飽受爭議，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如，對人工飼養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與自然狀態下的動物予以同等保護，作者認為不是太適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