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確曾這樣講述過《藥》的創作意圖："《藥》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說，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魯迅先生二三事》）我以為正確理解這一作者自述至關重要。

其中最關鍵的是要弄清"革命者的悲哀"究竟指的是什麼。

我認為，"革命者的悲哀"不能等同於"夏瑜的悲哀"，同樣，"群眾的愚昧"也不能等同於"華老栓一家"的愚昧。

事實上，夏瑜獻身給讀者的感受是：堅強不屈則有，要說悲哀則無。

就夏瑜本人來說，也沒有可以被看作"悲哀"的情緒的流露。

請看：他身陷囹圄還在宣傳“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

他被紅眼睛阿義打了"兩個嘴巴"，還說了"阿義可憐"這樣的話；由愚昧的茶客看來，夏瑜"簡直是發了瘋了"。

要是夏瑜有一星半點的"悲哀"流露的話，在茶客眼裡也許反而成了十分正常的表現，哪裡會有"發了瘋了" 的忿然斥責呢？應該指出，"革命者的悲哀"不是維繫在某個革命者身上的狹義的悲哀，而是整篇作品瀰漫著的廣義的革命者的悲哀。

同時，"群眾的愚昧"中的"群眾"一詞，應該是指華老栓一家，也指眾多茶客，而且還包括夏瑜的母親夏四奶奶。

這些諸色人等的愚昧，就產生了"革命者的悲哀"，這就是"因群眾的愚昧而來的革命者的悲哀的真正含義。

因此，把"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分割開來孤立地去理解，也許就是"兩個悲劇"論的濫觴吧。

"兩個悲劇"麼？不。

只有一個悲劇。

我們為什麼要讓自己成為莫泊桑所指責的"只能算得上是一些普通讀者"的批評家呢？（《"小說"》見《文藝理論譯叢》195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