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不一樣的？宋末不乏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忠臣，也不缺留夢炎、葉李這樣的貳臣。明末不乏史可法、張煌言這樣的烈士，也不缺洪承疇、孫之獬這樣的奸佞。

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武官、宗室、外戚、宦官專權的現象，尤其是唐末，武將和宦官幾乎主宰了皇帝，因此宋代吸取了歷史教訓，嚴格限制了武將、宗室、外戚、宦官等的權力，這就導致了文官士大夫集團力量的空前膨脹，並且沒有其它力量集團與文官集團相抗衡，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拉攏討好文官才能確保自己的權威，行使自己的意志。可以說宋代是中國曆朝歷代文人地位最高的一個時代，也是自由度較高的一個時代。

而明代對文人幾乎是羞辱式地使用，拼命打壓，比如動不動就來的廷杖，比如高啟、解縉等人的結局，在打壓之下文人只能匍匐在皇權之下，而不是從內心敬服皇權。

孟子有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把文人當賤種，曲終人散時，文人當然不會把皇帝當回事。

宋太祖趙匡胤曾發下誓言並刻下石碑，讓後來宋朝新登基皇帝由一個不識字的老宦官領著入太廟挑開黃布，讓皇帝看誓言“不可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者”。宋太祖經歷五代十國武將禍國，以及唐末宦官亂政，真正做到了全面依靠文官集團來維護國家。宋朝的文官有歷代最高的俸祿，犯了錯不用擔心會被殺頭，頂多去地方任個團練使，滿嘴唾沫星子追著皇帝提反對意見，皇帝也只能擦了擦臉上的唾沫星子。宋朝的皇帝和士大夫階級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明太祖朱元璋動不動就興大獄，“空印案”殺了幾萬文官，設立錦衣衛監視大臣，設立廷杖不高興就杖責官員。文人被嚇得不願意出來做官，那也不行，不出來做官想造反嗎？害得官員每天出來都要和家人生離死別，晚上回來抱頭痛哭“今天終於活著回來了。”朱元璋還給官員制定了有史以來最低俸祿，稍有不慎或貪汙直接剝皮。後代的嘉靖皇帝直接在左順門前對二百多官員進行廷杖，當場打死十六個文官。

這樣不同的待遇與是否尊重文人，也讓文官集團對皇帝的心態有不小變化。中國文人講究“士為知己者死”，皇權對待文人的態度，也決定了文人對待政權的態度，一個較為明顯的例子是宋末和明末對於和談的態度。南宋末年，宋朝文官一直想要和蒙古和談，只是蒙古要價太高，沒法談攏。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宋朝武功不顯，喪權辱國，苟且偷生的結果。宋朝最早由寇準與遼國簽訂的“澶淵之盟”，簽訂這樣的和約是有很大風險的，這個風險不是別的，是名聲，有可能要遺臭萬年的。和談的結果卻是對宋朝有利的，大臣們能同意，有人願意冒著名聲掃地的可能去籤和約，那是因為宋朝皇帝是“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態度，文官跟皇權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大家利益一致，奔著最好的結果去辦。

明末的官員對和談的態度恰恰相反，曾想與滿清和談的兩個人下場都很慘，袁承煥被凌遲處死的罪狀中重要一條就是想和滿清談判。另一個想要和談是兵部尚書陳新甲，在1642年離明朝滅亡只有兩年的時候，無法承受清軍與農民起義軍兩面作戰情況下秘密譴使與清朝議和。訊息洩露之後滿朝文武上書怒罵陳新甲賣國賊，大臣們個個都是義憤填膺的。明朝風氣“文死諫”，文官只要是上書勸諫皇帝，被皇帝給殺頭的，或者被廷杖致死的那你就名垂青史了，官員變得很像現在的“憤青”，上書發洩對和談的不滿，又不用擔心有什麼責任，還能博個好名聲。只是國事已到如此地步，離亡國只有兩年了，文官想到的是自己的名聲，而不是國家安危。因為明朝的皇權和文官的利益很多情況下是對立的，皇帝沒有辦法只能啟用太監來對抗和監視官員。崇禎皇帝是最痛恨太監干政的，而且是深有體會的，在登基之初限制太監權力，不久又大量啟用太監幹監軍等事情，崇禎皇帝也是沒辦法的。魏忠賢打壓文官，對礦山、山林、商業活動進行收稅，地方上的文人、士紳是這些經營主要受益者。魏忠賢死後，以東林黨為首的文官集團慫恿崇禎皇帝廢除這些稅收，當國家需要錢時只能拼命給底層百姓加田賦。即使到了最後時刻崇禎皇帝要求官員捐錢解決國家危機時，各個大臣跟死了爹似的，都哭窮沒錢，反正國家是你老朱家的。

王朝滅亡都會有大臣為國盡忠，也會有投降賣國求榮逆臣，歷朝歷代無可避免。但是整個文人對皇權的態度取決這個王朝開創者對文人的態度。宋太祖趙匡胤抱定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決心，“君以國士待之，我必國士報之”文官集團自然要對國家負責。明太祖朱元璋對文人視如豬狗，相殺就殺，子孫後代也繼承了他的廷杖、詔獄，天下是朱家的天下。文人只能獨善其身，保留文人的氣節，為後世留一個好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