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實牽扯到一個利益再分配的問題，批准開礦的時任領導、既得利益的開礦者，與收拾爛攤子的繼任者、廢棄礦山環境治理者四者之間。

第一，如果時任領導者在位時能夠按照環評及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審批，且既得利益者能夠依法依規進行開採、恢復，也就不存在廢棄礦山整治這件事了。

第二，如果沒有按照環評及相關法律進行開採，那麼這裡面應該就有利益輸送，那麼對時任領導個既得利益者的追責、追陪就必須進行，否則繼任者基本上不會考慮這個爛攤子，綜合、高效、讓利於民的復原整治工作就會流於形式。

第三，如果當年開採的時候，留足了礦山修復保證金，那麼就不會牽扯到吸收社會資金參與廢棄礦山生態環境整治了。而且，現在各地地方債務高企，財政資金嚴重吃緊，保工資、保運轉已經上升到國家層面了。所以政府層面背書進行廢棄礦山環境整治基本上不可能。

第四，社會資金的入場，又要防止成為地方政府的殺豬盤，而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那就需要破局：理論上，政府就本地域的廢棄礦山生態環境整治進行打包，發行專項債券，由承擔廢棄礦山整治的民間大資本方進行對口認籌，政府以公開信用背書，對整治方式、收益權、合作年限、權益保障進行公開約定，並引入第三方律師事務所進行審計跟蹤。

綜上，社會資金的入場是大勢所趨，也可以理解為迫不得已，但資本的逐利是其本性，無惡無善之分，關鍵在於地方政府繼任者的擔當、意願、思維創新。

這個問題的核心不是引入社會資金的問題，那是如何進行利益再分配的問題。

資金畢竟是要有收益的，當然國家的資金除外，那是公益性的。既然需要有收益，我拿什麼給這些社會資金來回報呢。回報多少，以什麼樣的形式回報，誰來監管？這些才是問題的關鍵。

不可否認，沒有人不願意多掙錢。這個度的把握，就需要社會和政府的監督。否則，你是很難抑制住這種獲利的衝動。

所以，引進社會資金來進行礦山修復，並無不可。但是引進之初，必須制定好利益分配，談好條件，做好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