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顧城的詩，所以不想詆譭他，但是他殺人的動機及行徑都是極其自私的，不值得推崇他、淡化他的錯亂與變態、更不要去美化他。不管怎樣一個詩人都不應該是殺人犯。下面是一些其他人的看法---------------對於顧城殺妻自盡，到到底應該看作詩人用後現代手法創作的“行為藝術”還是毫無疑問只是一場由其精心策劃的血腥謀殺？也許，只有深入到詩人靈魂深處才能得到答案。遺憾的是，活著的人不能完全體會自殺者的心理狀態，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樣。前不久在網上看到一篇關於自殺者心理狀態的文章，其中寫道：“想自殺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徵是孤獨，認為誰也理解不了自己，誰也幫助不了自己……但實際上，想自殺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時渴望獲得幫助。”文章將自殺者心理狀態特徵分為矛盾心態、偏差認知、衝動行為、關係失調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種型別。顧城自殺前的心理狀態無疑比較接近前四種，而以矛盾心態和偏差認知最為突出。矛盾心態表現為自殺者認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顧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兩個女人後，對於生的意義和價值已經產生深刻懷疑。一般情況下，年輕人很容易在愛情受到打擊後便全面否定人生，於是出現了憂鬱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飽經滄桑的老者，而後者通常表現出的心態要麼是遲暮已近的安詳、平靜，要麼是返老還童似的天真。然而人們卻毫不懷疑這些鶴髮童顏的老人也曾經歷過已深具憂鬱氣質的青年們同樣的愛情挫折。他們已經走過這段人生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超脫”出來了。而詩人因其獨有的敏感細膩且脆弱的心靈很容易在愛情遭受挫折以後陷入徹底的虛無和絕望。於是，死亡以從未有過的巨大魅力吸引著顧城，詩人渴望以此解脫；偏差認知的定義是：“企圖自殺者的知覺因情緒影響而變得歪曲，表現為‘絕對化’或‘概念化’或兩者交替。”詩人在發現妻子謝燁與陳X私通後，固執的認定謝燁與陳X一定盼著他自殺，而殺妻自盡則是擺脫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詩人臨死前的病態心理集中顯露出偏差認知的種種跡象。 作家李銳在論及顧城之死時認為“顧城可以說是典型的自戀型精神撒嬌者”，作者在《精神撒嬌者的病歷分析》一文中指出：顧城生前的行為包括殺妻自盡都說明詩人的精神撒嬌症狀十分明顯。而且表現為自戀傾向。自戀必然伴隨著自私，甚至是極端自私。“顧城極有天賦，這天賦在他那兒先是變成了詩，漸漸的，膨脹成一種自我神話。”這種“自我神話”具體反映在顧城身上便是以自我為中心，我行我素，以詩人特有的浪漫氣質和桀驁不遜的天性屏棄道德的束縛和壓制，將生活藝術化、詩化，從而實現詩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這種精神特點在顧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詩人將情人英兒接到威赫克島，再叫妻子“讓賢”，由兩個痴男怨女在島上翻雲覆雨，末了，還“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子也互相愛慕”。詩人的一生始終追求著某種理想化生活，而在現實殘酷地打碎他的夢境時，詩人已別無選擇了。由自戀引起的精神撒嬌進而造成的生活和價值體系的混亂。顧城的悲劇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個多麼有天賦卻脆弱得不堪一擊的詩人。 現代哲學之父尼采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指控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學後裔海德格爾對納粹及其發動的法西斯戰爭始終持肯定態度，並且戰後一直拒絕懺悔。中國的周作人當年不也成了“漢奸”、“賣國賊”嗎。對於這些思想泰斗的行為，一般意義上的道德批判是無力的，唯一的解釋也許只是在他們靈魂深處當世俗的道德原則與終極意義上的審美原則發生衝突時，他們非凡的靈魂其實選擇了後者。唯意志論的尼采崇尚暴力審美觀。其過於理想化、審美化的思想與過於迷狂的“超人意志”確是迎合了後來的法西斯獨裁分子們。同樣可以理解的是，顧城殺妻自盡也許是對詩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衛或是對尼采精神的追隨（恰巧，詩人生活創作的黃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紅中國大陸）？恐怕絕大多數人無法接受這一觀點。然而，卻不能排除此種可能性。對於詩人來說，注重精神和審美本身甚於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尋是詩人共同的特徵。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回首十幾年前那場詩人自殺熱，不禁讓人感慨萬千：海子臥軌自殺，駱一禾遂然病逝，戈麥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顧城殺妻自盡。這是中國詩壇最灰暗的時期。一切關於生命真諦的理解頃刻間被徹底顛覆了，人們在惶恐和徘徊中艱難行進。那段歲月已長久的融入歷史長河裡，留給後來者憑弔和追思
我很喜歡顧城的詩，所以不想詆譭他，但是他殺人的動機及行徑都是極其自私的，不值得推崇他、淡化他的錯亂與變態、更不要去美化他。不管怎樣一個詩人都不應該是殺人犯。下面是一些其他人的看法---------------對於顧城殺妻自盡，到到底應該看作詩人用後現代手法創作的“行為藝術”還是毫無疑問只是一場由其精心策劃的血腥謀殺？也許，只有深入到詩人靈魂深處才能得到答案。遺憾的是，活著的人不能完全體會自殺者的心理狀態，如同生者不能真正理解死亡一樣。前不久在網上看到一篇關於自殺者心理狀態的文章，其中寫道：“想自殺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徵是孤獨，認為誰也理解不了自己，誰也幫助不了自己……但實際上，想自殺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時渴望獲得幫助。”文章將自殺者心理狀態特徵分為矛盾心態、偏差認知、衝動行為、關係失調和死亡概念模糊五種型別。顧城自殺前的心理狀態無疑比較接近前四種，而以矛盾心態和偏差認知最為突出。矛盾心態表現為自殺者認為死亡是既可怕又有吸引力的事。顧城在失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兩個女人後，對於生的意義和價值已經產生深刻懷疑。一般情況下，年輕人很容易在愛情受到打擊後便全面否定人生，於是出現了憂鬱的人大多是涉世未深的青年而非飽經滄桑的老者，而後者通常表現出的心態要麼是遲暮已近的安詳、平靜，要麼是返老還童似的天真。然而人們卻毫不懷疑這些鶴髮童顏的老人也曾經歷過已深具憂鬱氣質的青年們同樣的愛情挫折。他們已經走過這段人生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超脫”出來了。而詩人因其獨有的敏感細膩且脆弱的心靈很容易在愛情遭受挫折以後陷入徹底的虛無和絕望。於是，死亡以從未有過的巨大魅力吸引著顧城，詩人渴望以此解脫；偏差認知的定義是：“企圖自殺者的知覺因情緒影響而變得歪曲，表現為‘絕對化’或‘概念化’或兩者交替。”詩人在發現妻子謝燁與陳X私通後，固執的認定謝燁與陳X一定盼著他自殺，而殺妻自盡則是擺脫這種困境的唯一辦法。詩人臨死前的病態心理集中顯露出偏差認知的種種跡象。 作家李銳在論及顧城之死時認為“顧城可以說是典型的自戀型精神撒嬌者”，作者在《精神撒嬌者的病歷分析》一文中指出：顧城生前的行為包括殺妻自盡都說明詩人的精神撒嬌症狀十分明顯。而且表現為自戀傾向。自戀必然伴隨著自私，甚至是極端自私。“顧城極有天賦，這天賦在他那兒先是變成了詩，漸漸的，膨脹成一種自我神話。”這種“自我神話”具體反映在顧城身上便是以自我為中心，我行我素，以詩人特有的浪漫氣質和桀驁不遜的天性屏棄道德的束縛和壓制，將生活藝術化、詩化，從而實現詩人心目中完美的人生。這種精神特點在顧城的感情生活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詩人將情人英兒接到威赫克島，再叫妻子“讓賢”，由兩個痴男怨女在島上翻雲覆雨，末了，還“渴望愛慕他的兩個女子也互相愛慕”。詩人的一生始終追求著某種理想化生活，而在現實殘酷地打碎他的夢境時，詩人已別無選擇了。由自戀引起的精神撒嬌進而造成的生活和價值體系的混亂。顧城的悲劇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個多麼有天賦卻脆弱得不堪一擊的詩人。 現代哲學之父尼采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指控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精神根源。包括他的哲學後裔海德格爾對納粹及其發動的法西斯戰爭始終持肯定態度，並且戰後一直拒絕懺悔。中國的周作人當年不也成了“漢奸”、“賣國賊”嗎。對於這些思想泰斗的行為，一般意義上的道德批判是無力的，唯一的解釋也許只是在他們靈魂深處當世俗的道德原則與終極意義上的審美原則發生衝突時，他們非凡的靈魂其實選擇了後者。唯意志論的尼采崇尚暴力審美觀。其過於理想化、審美化的思想與過於迷狂的“超人意志”確是迎合了後來的法西斯獨裁分子們。同樣可以理解的是，顧城殺妻自盡也許是對詩化和理想化生活的守衛或是對尼采精神的追隨（恰巧，詩人生活創作的黃金年代正直尼采走紅中國大陸）？恐怕絕大多數人無法接受這一觀點。然而，卻不能排除此種可能性。對於詩人來說，注重精神和審美本身甚於世俗道德是有可能的，形而上的追尋是詩人共同的特徵。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回首十幾年前那場詩人自殺熱，不禁讓人感慨萬千：海子臥軌自殺，駱一禾遂然病逝，戈麥溺水而亡直至九三年顧城殺妻自盡。這是中國詩壇最灰暗的時期。一切關於生命真諦的理解頃刻間被徹底顛覆了，人們在惶恐和徘徊中艱難行進。那段歲月已長久的融入歷史長河裡，留給後來者憑弔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