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阿Q”的名字 大凡名家對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進行命名，往往是匠心獨運而非隨心所欲。魯迅先生尤其如此，如孔乙己、夏瑜、駝背五少爺、紅眼睛阿義、九斤老太太、豆腐西施楊二嫂等莫不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名字有的是起到刻畫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的作用，有的是體現作者愛憎或透露人物命運，有的是傳達特定的時代資訊和揭示社會背景。所以解讀作品中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名字，有時也成為我們解讀文字的一個有效的手段。以下是我們試著對魯迅作品中“阿Q”的名字作一番解讀。 魯迅為什麼要給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取名叫“阿Q”呢？作者在《阿Q正傳·序》裡是這樣解釋的。阿Q不僅失掉了一人與生俱來的姓，而且名字到底是叫“阿桂”還是“阿貴”搞不清。因為“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所以“只好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 在這裡，透過對阿Q的名字的介紹，小說給我們傳達出瞭如下資訊。這是一個等級森嚴極不人道的社會。一方面，像趙太爺之流的上層社會中的人物不僅有姓氏還有郡望，不僅有名還有字和號，而且在生日之時廣發徵文帖子，請眾賓客將自己的名字書諸竹帛以圖流芳百世。另一方面，生活在其間的貧僱農阿Q，則是一個受損害、受侮辱不幸的小人物。不僅被趙太爺剝奪了姓趙的權利，而且連作為一個人最起碼該擁有的名字也搞不大清楚。一個“Q”的符號傳神地描寫出阿Q極其卑微的社會地位，以及屈辱而又不幸的生活情形。 對於“阿Q”這個名字的命名，魯迅的胞弟周作人曾作過一番解釋。“阿Q本來是阿桂拼音的縮寫，照拼音應該寫桂作Kuei，那麼當作阿K。但因為Q字樣子好玩，好像有一條小辮子，所以定為阿Q，雖然聲音稍有不對也不管了。”（《中國文藝》月刊1940年3月1日）應該說周作人的這番話是可信的。因為《阿Q正傳》寫於1921年，其時兄弟二人尚未交惡，朝夕相處常有切磋。 這樣，也就是說“阿Q”這一個漢字和一個英文字母不僅僅是代表著某一人物的抽象符號，它更是對這一人物形象作出了具象的描繪，一個圓腦袋後面拖著一條小辮子。而恰恰是這一條小辮子，它不僅給我們傳達出了特定的時代的資訊，還透露出了小說本身所擁有的豐富而又深刻的內涵。 在小說中作者是多次地寫到了辮子，這當然不可能是作者無意而為之。稍作歸納，大致情形可分為三類。 其一是辮子與阿Q屈辱生活的關聯。小說透過阿Q被王胡揪住黃辮子拖到牆上去碰頭這樣的情節，向我們真實地展示阿Q可悲的生存境況。在這裡阿Q的辮子則成了未莊的閒人們捉弄並欺侮阿Q的重要憑藉。 其二是辮子與人們的排外心理的問題。“假洋鬼子”之所以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而且見到他就要在肚裡進行咒罵，就是因為他戴著假辮。在阿Q看來，辮子的問題不僅僅是辮子的問題，那是和做人資格相關聯的東西。所以他要視挨連“做人資格”都喪失了的“假洋鬼子”的打是“生平的第二大屈辱”。而這種極端保守愚昧的思想不單是阿Q一人有。正因為“假洋鬼子”沒有辮子，所以他的母親要“大哭十幾場”，老婆跳了“三回井”。在這裡，阿Q的腦後所拖著的那條黃辮子，恰恰是阿Q不用“精神勝利法”就能感到要優越於“假洋鬼子”的實實在在的資本。透過辮子魯迅先生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當時社會的人們思想觀念的落後與愚昧，以及人們對外來事物的盲目排斥的民族心理。 其三是辮子與革命的問題。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但在小說的作者看來，所謂的革命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革命。革命帶給未莊的衝擊是什麼呢？除了靜修庵裡的龍牌被砸，就是所謂的“秋行夏令”了。在這裡辮子與革命發生了有趣的關聯，辮子的形態問題代表著人們的政治立場：剪辮子的是革命黨；拖著長辮子的是滿清的順民；而盤辮的則是“騎牆派”，對革命持一種觀望態度。當然在這盤辮的風潮中自然也少不了阿Q的一番精彩表現。 一個簡單的字母“Q”，一個圓腦袋後面拖著的一條小辮子，想不到竟然包含著如此豐富的資訊。也就怪不得魯迅先生對此情有獨鍾了。 以上是對阿Q形體上的辮子所作的一點解讀，接下來我們自然會思索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阿Q的精神上是否也同樣存在一個死死糾纏而又揮之不去的辮子呢？或者說魯迅先生是有意或無意地透過這條辮子在向世人揭示國民的劣根性問題。 對於這一個問題，著名的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作了富有創造性的回答。他在《祝福與希望》一文中說：“‘Q’即是英文‘Question’（問題）的第一個字母。魯迅選擇它，說明在《阿Q正傳》中反映了中國社會一系列的重大問題。”（載於《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創刊號） 認為“Q”即是英文“Question”的省略的說法，恐怕不能說是魯迅先生的本意，但也不能說是全無道理。因為這樣的解讀在當代的解釋學理論裡不僅是許可的，而且是鼓勵的。其次，魯迅先生本人在文中也曾多次表述過他的小說的取材傾向及創作意圖。如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取材多來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揭出病苦”換一個說法也就是要提出問題。再從小說所描寫的內容來看，作者不僅深刻地總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更向人們提出了要改造國民性等一系列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說這部小說不僅在性質上完全可以歸屬到“問題小說”的範疇中去，更可以說是一部憂憤深廣的問題小說。 應該說，侯外廬先生對阿Q的名字所作的解讀是富有啟發性的，它為我們的對小說主旨的理解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解讀“阿Q”的名字 大凡名家對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進行命名，往往是匠心獨運而非隨心所欲。魯迅先生尤其如此，如孔乙己、夏瑜、駝背五少爺、紅眼睛阿義、九斤老太太、豆腐西施楊二嫂等莫不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名字有的是起到刻畫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的作用，有的是體現作者愛憎或透露人物命運，有的是傳達特定的時代資訊和揭示社會背景。所以解讀作品中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名字，有時也成為我們解讀文字的一個有效的手段。以下是我們試著對魯迅作品中“阿Q”的名字作一番解讀。 魯迅為什麼要給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取名叫“阿Q”呢？作者在《阿Q正傳·序》裡是這樣解釋的。阿Q不僅失掉了一人與生俱來的姓，而且名字到底是叫“阿桂”還是“阿貴”搞不清。因為“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所以“只好照英國流行的拼法寫他為阿Quei，略作阿Q”。 在這裡，透過對阿Q的名字的介紹，小說給我們傳達出瞭如下資訊。這是一個等級森嚴極不人道的社會。一方面，像趙太爺之流的上層社會中的人物不僅有姓氏還有郡望，不僅有名還有字和號，而且在生日之時廣發徵文帖子，請眾賓客將自己的名字書諸竹帛以圖流芳百世。另一方面，生活在其間的貧僱農阿Q，則是一個受損害、受侮辱不幸的小人物。不僅被趙太爺剝奪了姓趙的權利，而且連作為一個人最起碼該擁有的名字也搞不大清楚。一個“Q”的符號傳神地描寫出阿Q極其卑微的社會地位，以及屈辱而又不幸的生活情形。 對於“阿Q”這個名字的命名，魯迅的胞弟周作人曾作過一番解釋。“阿Q本來是阿桂拼音的縮寫，照拼音應該寫桂作Kuei，那麼當作阿K。但因為Q字樣子好玩，好像有一條小辮子，所以定為阿Q，雖然聲音稍有不對也不管了。”（《中國文藝》月刊1940年3月1日）應該說周作人的這番話是可信的。因為《阿Q正傳》寫於1921年，其時兄弟二人尚未交惡，朝夕相處常有切磋。 這樣，也就是說“阿Q”這一個漢字和一個英文字母不僅僅是代表著某一人物的抽象符號，它更是對這一人物形象作出了具象的描繪，一個圓腦袋後面拖著一條小辮子。而恰恰是這一條小辮子，它不僅給我們傳達出了特定的時代的資訊，還透露出了小說本身所擁有的豐富而又深刻的內涵。 在小說中作者是多次地寫到了辮子，這當然不可能是作者無意而為之。稍作歸納，大致情形可分為三類。 其一是辮子與阿Q屈辱生活的關聯。小說透過阿Q被王胡揪住黃辮子拖到牆上去碰頭這樣的情節，向我們真實地展示阿Q可悲的生存境況。在這裡阿Q的辮子則成了未莊的閒人們捉弄並欺侮阿Q的重要憑藉。 其二是辮子與人們的排外心理的問題。“假洋鬼子”之所以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而且見到他就要在肚裡進行咒罵，就是因為他戴著假辮。在阿Q看來，辮子的問題不僅僅是辮子的問題，那是和做人資格相關聯的東西。所以他要視挨連“做人資格”都喪失了的“假洋鬼子”的打是“生平的第二大屈辱”。而這種極端保守愚昧的思想不單是阿Q一人有。正因為“假洋鬼子”沒有辮子，所以他的母親要“大哭十幾場”，老婆跳了“三回井”。在這裡，阿Q的腦後所拖著的那條黃辮子，恰恰是阿Q不用“精神勝利法”就能感到要優越於“假洋鬼子”的實實在在的資本。透過辮子魯迅先生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當時社會的人們思想觀念的落後與愚昧，以及人們對外來事物的盲目排斥的民族心理。 其三是辮子與革命的問題。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但在小說的作者看來，所謂的革命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革命。革命帶給未莊的衝擊是什麼呢？除了靜修庵裡的龍牌被砸，就是所謂的“秋行夏令”了。在這裡辮子與革命發生了有趣的關聯，辮子的形態問題代表著人們的政治立場：剪辮子的是革命黨；拖著長辮子的是滿清的順民；而盤辮的則是“騎牆派”，對革命持一種觀望態度。當然在這盤辮的風潮中自然也少不了阿Q的一番精彩表現。 一個簡單的字母“Q”，一個圓腦袋後面拖著的一條小辮子，想不到竟然包含著如此豐富的資訊。也就怪不得魯迅先生對此情有獨鍾了。 以上是對阿Q形體上的辮子所作的一點解讀，接下來我們自然會思索這樣的一個問題。在阿Q的精神上是否也同樣存在一個死死糾纏而又揮之不去的辮子呢？或者說魯迅先生是有意或無意地透過這條辮子在向世人揭示國民的劣根性問題。 對於這一個問題，著名的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作了富有創造性的回答。他在《祝福與希望》一文中說：“‘Q’即是英文‘Question’（問題）的第一個字母。魯迅選擇它，說明在《阿Q正傳》中反映了中國社會一系列的重大問題。”（載於《魯迅研究年刊》1979年創刊號） 認為“Q”即是英文“Question”的省略的說法，恐怕不能說是魯迅先生的本意，但也不能說是全無道理。因為這樣的解讀在當代的解釋學理論裡不僅是許可的，而且是鼓勵的。其次，魯迅先生本人在文中也曾多次表述過他的小說的取材傾向及創作意圖。如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取材多來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揭出病苦”換一個說法也就是要提出問題。再從小說所描寫的內容來看，作者不僅深刻地總結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更向人們提出了要改造國民性等一系列的重大社會問題。所以說這部小說不僅在性質上完全可以歸屬到“問題小說”的範疇中去，更可以說是一部憂憤深廣的問題小說。 應該說，侯外廬先生對阿Q的名字所作的解讀是富有啟發性的，它為我們的對小說主旨的理解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