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的《陳情表》以其“悲惻動人”的情感和形象生動的語言成為流傳千古的美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了一席之地。歷代文論家對它評價甚高，有的認為它“沛然出自肺腑，無斧鑿雕琢痕”；有的說它“至性之言，悲惻動人”。蘇軾則把它與諸葛亮的《出師表》相提並論，以為“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而我讀《陳情表》，雖然也覺得它確實是一篇千古美文，雖然也感覺到了它的“悲惻動人”，但並不以為它是真正的“出自肺腑”，也不是什麼“至性之言”。我更多的是讀到了隱藏在這篇美文之後的罪惡——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
蜀漢被滅亡之後，作為西蜀才子又是蜀漢舊臣的李密，自然有一種故國之思，何況他還認為後主劉禪是“可以齊桓”的，只不過是“未得其人”罷了，對於蜀漢的被滅亡，他也就有一點不服氣，對於篡曹魏而立的司馬氏的晉朝，也就有一點不屑和不齒，或許還有一點仇恨，當然也就不願意到這樣的朝廷去作官而為它盡忠了，再加上他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供養祖母的問題。因此，司馬炎對他的“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就遭到了它的推辭、拒絕。然而，由於他拒絕的物件不是一般的平頭百姓，也不是一般的政府官員，而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社會中對所有人們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皇帝，這個行動本身也就非同一般了，故而，他向司馬炎寫的這篇《陳情表》，也就與在他之前的嵇康所寫的類似性質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大不相同了。
嵇康由於被好友山濤(字巨源)舉薦去做官而勃然大怒，不僅不感激山濤，不接受舉薦，反而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樣一篇千古奇文來痛罵山濤並與之絕交。嵇康的絕交書，洋洋灑灑近兩千字，作者稱心而言，率性而發，寫出了自己的真人格、真性情，那才是真正“出自肺腑”的“至性之言”。文中雖然有對山濤的譏諷和痛罵，但更多的是揭露當時的黑暗社會，矛頭直指當時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大將軍司馬昭，明確表明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堅決態度。嵇康之所以能夠如此直來直去，除了他的直爽性情之外，更主要的是他所面對的只是一個文人山濤而已。
而李密的物件不同，其《陳情表》的寫法當然也就不能相同，除非他鐵了心不想要腦袋了。他只能是委委曲曲、遮遮掩掩。他把供養祖母作為一個拒絕出來做官的好藉口，文中一再的渲染自己的身世悲苦、家境淒涼和祖母作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病危處境，以期引起暴虐的統治者的同情。為了遮掩他的故國之思，打消司馬炎對他的疑慮，他把篡立的晉朝稱為“聖朝”，說自己是“沐浴清化”之下，而不惜把他曾經為之盡忠的蜀漢稱為“偽朝”，並宣稱自己做官是“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也就是承認自己“有奶就是娘”的價值觀。而且一再的貶低自己的人格，稱自己是“亡國賤俘，至微至陋”，來滿足司馬炎的優越感和虛榮心。如此這般之後，還怕不行，又把自己的不願出仕而要留在家中供養祖母納入了晉朝統治階級所謂的“以孝治天下的”價值體系之內，強調自己所作所為的合法性、合理性，最後才敢提出一個解決“忠”與“孝”矛盾的“先盡孝後盡忠”的折中方法，因為“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嵇康雖然面對的不是皇帝而是文人山濤，但他最終還是被司馬昭假借罪名而處死，他或許沒有料到他的奇文能夠傳到司馬昭的手上，使“大將軍聞而惡之”，給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李密雖然最後達到了自己的不出仕的目的，還受到了司馬炎的賞賜，但是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應該是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的。讀到最後的“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這一句時，我的眼前彷彿浮現了李密的那副充滿憂慮、恐懼顫抖的面容！悲哉！
從李密的這篇千古美文中，我又一次更深刻地認識到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看到了俯伏在強權淫威之下的顫抖的靈魂！同時，我又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的我們是多麼的幸福！儘管我們的社會還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誰也不會強迫我們去做官，我們也用不著去寫這種如屢薄冰式的，可能使人迴腸百轉、一夜白髮的勞什子“美文”了，更不用害怕文章寫得讓人不滿意而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了！幸哉。
除了讀到《陳情表》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之外，我還讀到了令君王都為之動容的忠孝之情。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李密《陳情表》核心價值理念就在這一句話中，我特別欣賞這句話，因為它不僅是文章的文眼，更重要的是它映射出中國古代治國理念。以孝治天下，古代似乎做到了，真正的能夠為國盡忠的賢才，皆是大孝之人。因此，中國古代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甚至以孝順廉潔來舉薦官員，這也成為了入仕的主要渠道。
孝是立身之本，忠卻是立國之本。
李密以“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設定自己的推辭邏輯，以孝為忠、為大義，更以孝作為仁君之仁，達到了自己巧辭而又不遷怒於君主的兩全目標。是孝在前而忠在後，一前一後成就了李密的忠名。
那麼“忠孝不能兩全”應該指的是不能同時兩全，如果處理得當，先後有致，那似乎也是可以兩全的！李密的忠孝之名既歸結於處理二者關係的得當，更在於李密內在的孝廉之心。
在現實社會，我們遺憾地只能看到，標榜自己忠於黨者、忠於國者、忠於人民者，多乃營營苟苟之輩，他們魚肉百性，傷天害理，豈敢指望他們大忠乎？這些道貌岸然的所謂正人君子，枉負大孝之名！
試問，一個不能行孝之人，到底有幾人可以行忠心之事？又哪來那麼大的德行去施恩天下黎民，更莫奢談忠黨、忠國、忠於人民之大事業了！
李密的《陳情表》以其“悲惻動人”的情感和形象生動的語言成為流傳千古的美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了一席之地。歷代文論家對它評價甚高，有的認為它“沛然出自肺腑，無斧鑿雕琢痕”；有的說它“至性之言，悲惻動人”。蘇軾則把它與諸葛亮的《出師表》相提並論，以為“讀《出師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而我讀《陳情表》，雖然也覺得它確實是一篇千古美文，雖然也感覺到了它的“悲惻動人”，但並不以為它是真正的“出自肺腑”，也不是什麼“至性之言”。我更多的是讀到了隱藏在這篇美文之後的罪惡——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
蜀漢被滅亡之後，作為西蜀才子又是蜀漢舊臣的李密，自然有一種故國之思，何況他還認為後主劉禪是“可以齊桓”的，只不過是“未得其人”罷了，對於蜀漢的被滅亡，他也就有一點不服氣，對於篡曹魏而立的司馬氏的晉朝，也就有一點不屑和不齒，或許還有一點仇恨，當然也就不願意到這樣的朝廷去作官而為它盡忠了，再加上他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供養祖母的問題。因此，司馬炎對他的“過蒙拔擢，寵命優渥”就遭到了它的推辭、拒絕。然而，由於他拒絕的物件不是一般的平頭百姓，也不是一般的政府官員，而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社會中對所有人們握有生殺予奪大權的皇帝，這個行動本身也就非同一般了，故而，他向司馬炎寫的這篇《陳情表》，也就與在他之前的嵇康所寫的類似性質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大不相同了。
嵇康由於被好友山濤(字巨源)舉薦去做官而勃然大怒，不僅不感激山濤，不接受舉薦，反而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樣一篇千古奇文來痛罵山濤並與之絕交。嵇康的絕交書，洋洋灑灑近兩千字，作者稱心而言，率性而發，寫出了自己的真人格、真性情，那才是真正“出自肺腑”的“至性之言”。文中雖然有對山濤的譏諷和痛罵，但更多的是揭露當時的黑暗社會，矛頭直指當時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大將軍司馬昭，明確表明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堅決態度。嵇康之所以能夠如此直來直去，除了他的直爽性情之外，更主要的是他所面對的只是一個文人山濤而已。
而李密的物件不同，其《陳情表》的寫法當然也就不能相同，除非他鐵了心不想要腦袋了。他只能是委委曲曲、遮遮掩掩。他把供養祖母作為一個拒絕出來做官的好藉口，文中一再的渲染自己的身世悲苦、家境淒涼和祖母作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病危處境，以期引起暴虐的統治者的同情。為了遮掩他的故國之思，打消司馬炎對他的疑慮，他把篡立的晉朝稱為“聖朝”，說自己是“沐浴清化”之下，而不惜把他曾經為之盡忠的蜀漢稱為“偽朝”，並宣稱自己做官是“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也就是承認自己“有奶就是娘”的價值觀。而且一再的貶低自己的人格，稱自己是“亡國賤俘，至微至陋”，來滿足司馬炎的優越感和虛榮心。如此這般之後，還怕不行，又把自己的不願出仕而要留在家中供養祖母納入了晉朝統治階級所謂的“以孝治天下的”價值體系之內，強調自己所作所為的合法性、合理性，最後才敢提出一個解決“忠”與“孝”矛盾的“先盡孝後盡忠”的折中方法，因為“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嵇康雖然面對的不是皇帝而是文人山濤，但他最終還是被司馬昭假借罪名而處死，他或許沒有料到他的奇文能夠傳到司馬昭的手上，使“大將軍聞而惡之”，給自己招來了殺身之禍；李密雖然最後達到了自己的不出仕的目的，還受到了司馬炎的賞賜，但是他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應該是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的。讀到最後的“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這一句時，我的眼前彷彿浮現了李密的那副充滿憂慮、恐懼顫抖的面容！悲哉！
從李密的這篇千古美文中，我又一次更深刻地認識到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看到了俯伏在強權淫威之下的顫抖的靈魂！同時，我又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的我們是多麼的幸福！儘管我們的社會還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誰也不會強迫我們去做官，我們也用不著去寫這種如屢薄冰式的，可能使人迴腸百轉、一夜白髮的勞什子“美文”了，更不用害怕文章寫得讓人不滿意而可能招來殺身之禍了！幸哉。
除了讀到《陳情表》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之外，我還讀到了令君王都為之動容的忠孝之情。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李密《陳情表》核心價值理念就在這一句話中，我特別欣賞這句話，因為它不僅是文章的文眼，更重要的是它映射出中國古代治國理念。以孝治天下，古代似乎做到了，真正的能夠為國盡忠的賢才，皆是大孝之人。因此，中國古代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甚至以孝順廉潔來舉薦官員，這也成為了入仕的主要渠道。
孝是立身之本，忠卻是立國之本。
李密以“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設定自己的推辭邏輯，以孝為忠、為大義，更以孝作為仁君之仁，達到了自己巧辭而又不遷怒於君主的兩全目標。是孝在前而忠在後，一前一後成就了李密的忠名。
那麼“忠孝不能兩全”應該指的是不能同時兩全，如果處理得當，先後有致，那似乎也是可以兩全的！李密的忠孝之名既歸結於處理二者關係的得當，更在於李密內在的孝廉之心。
在現實社會，我們遺憾地只能看到，標榜自己忠於黨者、忠於國者、忠於人民者，多乃營營苟苟之輩，他們魚肉百性，傷天害理，豈敢指望他們大忠乎？這些道貌岸然的所謂正人君子，枉負大孝之名！
試問，一個不能行孝之人，到底有幾人可以行忠心之事？又哪來那麼大的德行去施恩天下黎民，更莫奢談忠黨、忠國、忠於人民之大事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