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率比較低。

至於資料確實不大清楚。

不過，唐代科舉錄取率不高是事實。

進士極其艱難，每科錄取多不過十來個，甚至三五個乃至一個不中。選拔秘書財務法律官員的明經、明法、明算等科，合計每次大約也就百人。明字這些可以忽略。

所以，唐代官員主要還是推薦、徵辟、功封等歷年老辦法為主。恩蔭、科舉出仕者不超過二三成。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讀書很難。雕版印刷多還是以佛經為主，四書五經這樣的大部頭印刷艱難，世家豪門也不願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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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才的選拔，雖經魏晉的“九品官人法”有所改變，但是，仍然由貴族士家子弟壟斷了官場，大量人才因為門弟關係而拒之門外。

唐太宗在貞觀元年就大開選舉，不久又透過科舉考試的途徑選撥人才。這種由科舉而入仕的官員佔全部官員的比例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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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的史家認為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是空前的、無與倫比的；而太宗本人也被認為“千載可稱，一人而已”。雖有誇大之嫌，但是，太宗的文治武功無論如何在封建帝王中肯定是極為出類拔萃的。他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顯赫的政績，就其個人因素而言，最重要的就在於能夠“撥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鹹盡其才”。

大唐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銳意改革，為了拓寬選官途徑，下令改革科舉制度。

遠在漢魏時期，選拔官員是沒有一定標準的，主要是依靠官員的舉薦，即所謂的“舉孝廉”。但是這種方式無法保證官員的質量，更有甚者藉機欺上瞞下；進入官場，不但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反而給社會帶來混亂。

魏晉時期，又誕生了“九品官人法”，主要是看門弟出身選撥官員，這樣做的後果是貴族士家子弟幾乎壟斷了官場。

由於這些制度的弊端叢生，那肯定要被一種新的選撥制度代替，所以科舉選官制度由此而誕生。

科舉制度首創於隋文帝開皇年間。這是隋唐二朝選撥官員的重要途徑之一，並且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

科舉考試的最大優點在於它的形式公開，競爭公平， 釆取的是擇優錄取的標準，一改以往“門弟”授官方式，給一些寒門庶族入朝為官，成為統治階層的機會。

貞觀年間的科舉考試又相對於以往不同，它增加了考試時間和考試地點，而且特別下詔改變十一月的考試時間為“四時聽選，隨闕注擬”。同時在洛陽設考場曰“東選”。

新的考試科目有六科，分別是：秀才科、進士科、明經科、明法科、明書科、明算科。其中取士最多的是進士與明經二科。尤其是進士科為做官的主要途徑。

這兩科的考試內容不同，明經科主要是帖經，就是背誦儒家經典，比較簡單，也很空洞。

而進士科幾乎困難一倍，因為它要考明經科的內容，還要考策問、文章詩賦，透過考試後，還要經過吏部的的複試方能為官。

因為進士科可以直接入官，雖然困難大增，卻頗受學子追捧，比較熱門。這就造成“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

明法科、明算科、明書科都是選撥專業人才的，數量少，而且都用於法律、天文曆法方面，上升機會少；秀才科取士也少，是為冷門。

貞觀年間的長安每到考試時節，幾千人齊聚，場面壯觀。

即便如此，在唐太宗即位的二十三年中，只有進士二百五十人，其中只有一甲三名進士得賜“進士及弟”難度實在太大。唐人趙嘏作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頭白”。儘管如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終於可以實現。

據統計，唐代庶族地主官至宰相的共一百多人，超過士族拜相人數。這中間還不包括名不見經傳之人。

所以唐太宗高興的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題主所問的科舉選撥的官員佔全部官員的比例，唐代沒有具體數字，所以無法作出結論，只能根據文章提供的內容來作大致判斷。

初唐四傑之一楊炯九歲參加考試，即獲得“神童”的榮譽稱號，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二十六歲時科舉及弟(唐太宗時僅有三人）當上國家公務人員，在國家圖書館工作（校對)。

陳子昂在幽州黃金臺一番浩嘆後，歷經千幸萬苦，順利透過科舉考試當上國家公務人員。

憑藉科舉入仕的也大有人在，著名的有王維、韓愈、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杜牧等。

可惜的是李白、杜甫雖然是大詩人，卻沒有透過科舉考試，李白根本不屑一顧考試，他要憑藉名氣入仕，所以“放聲大笑“扭頭就走。杜甫更倒黴，他參加科考時，李林甫為相，為了維持自己原班人馬利益，根本就幾屆都不開科考試，老杜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