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荊州一段，關羽氣盛高傲，不講策略，背棄了劉備與諸葛亮共同制訂的聯孫抗曹的大政方針，擅自專行，拒絕東吳使者的友好，破壞了聯合戰線。東吳向關羽“求親”，遭到他粗暴無禮的拒絕（“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使得自己陷於被動局面，也促使孫權下定決心要取荊州。再者，隨軍司馬王甫 曾讓關羽多多提防東吳取荊州，而關羽由於高傲，壓根兒看不起東吳，根本不把王甫的話放在心上，僅多設烽火臺而已，導致失荊州走麥城。由此可見，關羽雖有大將之能而無王相之才。 而荊州之失也可看作是蜀漢事業的轉折點。且不說荊州之豐裕富足，先看它作為軍事要塞的一面。荊州是屏障，抵禦了敵人的進攻，保證了蜀漢人民的安寧；同時，它也是入口，只有從這開啟缺口，才可以進一步入侵內地。失去荊州，在戰略位置上，蜀國已陷於被動。再看，荊州之失，關羽之死，使得張飛、劉備悲痛欲絕，為了報仇，喪失了理智，忘記了聯孫抗曹之基本路線，先後辭世。蜀漢王國從此一蹶不振，每況愈下。雖有諸葛亮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便最終未能避免亡國的悲劇。可以說，關羽的剛愎自用，高傲自大，不僅僅是害自己丟了性命，他還是殺害劉備、張飛這一兄一弟的間接兇手，也對蜀漢事業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彌補的損失。可以說，關羽對蜀漢王國的衰敗，難辭其咎，害己害人害國，其悲劇命運可嘆、可悲。《三國演義》這部鉅著成功地向我們展示了關羽不斷成長、成熟直至走向毀滅的全過程。 因為他的驍勇善戰、智勇雙全、義薄雲天，使之威震華夏。也因此而使他居功自傲，剛愎自用。最終導致他因小失大，給蜀漢事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對內居功自傲，爭強好勝，不善於與周圍人處好關係。對外缺少長遠戰略眼光，優柔寡斷，甚至粗暴無禮。釋敵酋，失盟友，丟了身家性命，害了一兄一弟，敗了蜀漢帝業。可見他雖忠勇無雙，但卻無深謀遠略，只能是以其忠義勇傳世，而不能具有政治家、戰略家之遠見卓識。 先看其對內爭強好勝、不睦人情這一點。第三十五回中關羽聽說劉備收了馬超，並知道馬超武藝高強，於是就要從荊州入川來與馬超比試高下，幸諸葛亮致書說服才免此舉。此事並非虛構，在《三國志關羽傳》中亦有記載：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馬）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馬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指漢高祖的大將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④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同樣，當劉備做了漢中王，封 張、趙、馬、黃並列為“五虎大將”時關羽不服氣。（七十四回）諸葛亮的信中和費詩的話中均肯定了關羽高於其他幾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關羽的高傲心理，才使他取消自己不合理的要求這一點。這一點與其兄劉備較之遜之千里。（當初，劉備面對追兵，雖身陷險境，卻不忍丟棄百姓，攜民渡江，至今被傳為佳話，同樣為了籠絡大將趙雲的心，他甚至不顧親身兒子阿斗的安危，這種胸襟、氣度、深謀遠慮的確是世間少有。） 再看華容道一節。 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雲長曰：“昔日關某 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 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 知瘐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 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一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 頭勒回，謂眾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 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眾多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 於地。雲長回身不忍。正猶豫間，張遼縱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嘆一聲 ，並皆放去。 在這裡，“義”已經束縛了關羽的正常思考與行動。報恩的思想、舊日情義，使關羽模糊了最起碼的敵我界線。華容道義釋曹操，把困窘的敵酋放走，固然使得關羽的“義”昇華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連不太推崇《三國演義》的王國維，也承認“敘關壯繆（即關羽，追諡壯繆侯）之釋曹操，則非大文學家不辦”⑤（《文言小言》）……。但是，此處也暴露關羽的致命弱點，他因舊情而忘卻了孫、劉兩家所付出的千軍萬馬的 代價，在大是大非面前，猶豫不決，錯失良機，著實是得不償失，因小失大。他自知華容道事關吳蜀大局，來前與諸葛亮立下軍令狀，且他與曹操的對話亦曰：“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但在公私之間，他猶豫不決，似乎斬殺了曹操，則會使自個兒的“義”受到矇蔽，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棄吳蜀大業於不顧。放了曹操等人，又不便向軍師交待，其實如此重大之策，軍師早有定奪，且反覆交代，惟恐關羽見恩而“義”。此時的關羽，已不再是許田圍獵之時的他了，他已過多地顧慮到個人的聲譽得失，而將“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置於己後，可以說，他已被英雄主義衝昏了頭腦，完全沒有了大將之風。 作為一個文學形象，作為封建時代的英雄，關羽的性格是十分複雜而鮮明突出的。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關羽這一文學形象，不能用簡單的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或兩個側面來看待關羽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複雜性。他先前是一位義薄雲天的豪傑，英勇善戰的英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的發展，關羽由一個普通的馬弓手已經成長為勇冠三軍，功高卓著的“五虎上將”之首。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迅速地膨脹，變得剛愎自用。 他違背諸葛亮制定的立國之本——“北拒曹操，南和孫權”的外交路線，擅自專行，拒絕東吳使者的友好，破壞了聯合戰線。他蔑視陸遜，認為孫權見識短淺，用孺子為將，終於上了陸遜的當，失荊州走麥城；關羽性格的發展，正是他個人悲劇命運的直接原因，也給蜀漢事業帶來了莫大的損失。但是作者如此刻化，不但不影響關羽英雄形象的壯美，反而更加真實可信，使廣大讀者確認——關羽是人而不是神。
失荊州一段，關羽氣盛高傲，不講策略，背棄了劉備與諸葛亮共同制訂的聯孫抗曹的大政方針，擅自專行，拒絕東吳使者的友好，破壞了聯合戰線。東吳向關羽“求親”，遭到他粗暴無禮的拒絕（“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使得自己陷於被動局面，也促使孫權下定決心要取荊州。再者，隨軍司馬王甫 曾讓關羽多多提防東吳取荊州，而關羽由於高傲，壓根兒看不起東吳，根本不把王甫的話放在心上，僅多設烽火臺而已，導致失荊州走麥城。由此可見，關羽雖有大將之能而無王相之才。 而荊州之失也可看作是蜀漢事業的轉折點。且不說荊州之豐裕富足，先看它作為軍事要塞的一面。荊州是屏障，抵禦了敵人的進攻，保證了蜀漢人民的安寧；同時，它也是入口，只有從這開啟缺口，才可以進一步入侵內地。失去荊州，在戰略位置上，蜀國已陷於被動。再看，荊州之失，關羽之死，使得張飛、劉備悲痛欲絕，為了報仇，喪失了理智，忘記了聯孫抗曹之基本路線，先後辭世。蜀漢王國從此一蹶不振，每況愈下。雖有諸葛亮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便最終未能避免亡國的悲劇。可以說，關羽的剛愎自用，高傲自大，不僅僅是害自己丟了性命，他還是殺害劉備、張飛這一兄一弟的間接兇手，也對蜀漢事業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彌補的損失。可以說，關羽對蜀漢王國的衰敗，難辭其咎，害己害人害國，其悲劇命運可嘆、可悲。《三國演義》這部鉅著成功地向我們展示了關羽不斷成長、成熟直至走向毀滅的全過程。 因為他的驍勇善戰、智勇雙全、義薄雲天，使之威震華夏。也因此而使他居功自傲，剛愎自用。最終導致他因小失大，給蜀漢事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對內居功自傲，爭強好勝，不善於與周圍人處好關係。對外缺少長遠戰略眼光，優柔寡斷，甚至粗暴無禮。釋敵酋，失盟友，丟了身家性命，害了一兄一弟，敗了蜀漢帝業。可見他雖忠勇無雙，但卻無深謀遠略，只能是以其忠義勇傳世，而不能具有政治家、戰略家之遠見卓識。 先看其對內爭強好勝、不睦人情這一點。第三十五回中關羽聽說劉備收了馬超，並知道馬超武藝高強，於是就要從荊州入川來與馬超比試高下，幸諸葛亮致書說服才免此舉。此事並非虛構，在《三國志關羽傳》中亦有記載：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馬）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馬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指漢高祖的大將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張飛）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④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同樣，當劉備做了漢中王，封 張、趙、馬、黃並列為“五虎大將”時關羽不服氣。（七十四回）諸葛亮的信中和費詩的話中均肯定了關羽高於其他幾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關羽的高傲心理，才使他取消自己不合理的要求這一點。這一點與其兄劉備較之遜之千里。（當初，劉備面對追兵，雖身陷險境，卻不忍丟棄百姓，攜民渡江，至今被傳為佳話，同樣為了籠絡大將趙雲的心，他甚至不顧親身兒子阿斗的安危，這種胸襟、氣度、深謀遠慮的確是世間少有。） 再看華容道一節。 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雲長曰：“昔日關某 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 公？”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 知瘐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 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一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 頭勒回，謂眾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 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曹操已與眾多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眾軍皆下馬，哭拜 於地。雲長回身不忍。正猶豫間，張遼縱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嘆一聲 ，並皆放去。 在這裡，“義”已經束縛了關羽的正常思考與行動。報恩的思想、舊日情義，使關羽模糊了最起碼的敵我界線。華容道義釋曹操，把困窘的敵酋放走，固然使得關羽的“義”昇華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連不太推崇《三國演義》的王國維，也承認“敘關壯繆（即關羽，追諡壯繆侯）之釋曹操，則非大文學家不辦”⑤（《文言小言》）……。但是，此處也暴露關羽的致命弱點，他因舊情而忘卻了孫、劉兩家所付出的千軍萬馬的 代價，在大是大非面前，猶豫不決，錯失良機，著實是得不償失，因小失大。他自知華容道事關吳蜀大局，來前與諸葛亮立下軍令狀，且他與曹操的對話亦曰：“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但在公私之間，他猶豫不決，似乎斬殺了曹操，則會使自個兒的“義”受到矇蔽，可以說他是為了自己棄吳蜀大業於不顧。放了曹操等人，又不便向軍師交待，其實如此重大之策，軍師早有定奪，且反覆交代，惟恐關羽見恩而“義”。此時的關羽，已不再是許田圍獵之時的他了，他已過多地顧慮到個人的聲譽得失，而將“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置於己後，可以說，他已被英雄主義衝昏了頭腦，完全沒有了大將之風。 作為一個文學形象，作為封建時代的英雄，關羽的性格是十分複雜而鮮明突出的。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關羽這一文學形象，不能用簡單的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或兩個側面來看待關羽這一人物形象性格的複雜性。他先前是一位義薄雲天的豪傑，英勇善戰的英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的發展，關羽由一個普通的馬弓手已經成長為勇冠三軍，功高卓著的“五虎上將”之首。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迅速地膨脹，變得剛愎自用。 他違背諸葛亮制定的立國之本——“北拒曹操，南和孫權”的外交路線，擅自專行，拒絕東吳使者的友好，破壞了聯合戰線。他蔑視陸遜，認為孫權見識短淺，用孺子為將，終於上了陸遜的當，失荊州走麥城；關羽性格的發展，正是他個人悲劇命運的直接原因，也給蜀漢事業帶來了莫大的損失。但是作者如此刻化，不但不影響關羽英雄形象的壯美，反而更加真實可信，使廣大讀者確認——關羽是人而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