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學從先秦就已經開始了，戰國末期的《爾雅》被認為是最早的訓詁學著作，而訓詁學的傳統觀念形成於唐代的孔穎達，國學大師黃侃則創立了訓詁學的現代觀念。
語言學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訓詁學》中提出“必須打破小學為經學附庸的舊觀念，然後新訓詁學才真正成為語史學的一個部門。”周大璞在《訓詁學要略》中也說“訓詁學的研究物件就是詞義和詞義系統，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語義發展演變的規律。”新訓詁學是相對舊有的訓詁學而言的。在產生於秦漢之際的《爾雅》中，第一篇與第三篇分別以“釋詁”“釋訓”命名。在這裡，“詁”與“訓”分立，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詁”與“訓”是“釋”的物件，是作為兩個實在物件出現的，並非構成一個術語。這從《爾雅》十九篇均以“釋×”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證明。
西漢《詩詁訓傳》中，“詁”“訓”“傳”三字並立，這是漢代毛亨在繼承前人及《爾雅》的基礎上所創立的三種訓釋方式。“詁”大致為訓解古詞古義及其他基本詞，“訓”大致是訓釋連綿詞及重言詞，“傳”是在“詁”與“訓”的基礎上闡釋詩的內在涵義等。毛亨的“詁”“訓”“傳”有兩個特點，一是“詁”“訓”“傳”的含義及使用，仍具有詞源的特徵，二是《周南·關瞍詁訓傳第一》之類名稱表明毛亨並未將“詁”“訓”及“傳”作為一個術語來使用，因此，毛詩中“詁訓”並非連用，而是分用。
東晉，郭璞在《爾雅·序》中說：“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郭璞又在《爾雅·釋詁第一》中第一條下說：“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
唐代，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詁訓傳者，註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猶雲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雲：‘《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學，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在這段話中，孔穎達展示了他的概括歷程：由“詁訓傳”概括為別名“註解”構成了一個術語，這是一次對學科認識的質的飛躍。又由“詁訓”總括其物件：“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最後又加以補充道：“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孔穎達在訓詁領域中已初步進入了術語的確定及物件的劃分領域中，已由具體的物件初步上升為抽象的概括了。
至此，傳統的訓詁學觀念已形成。
宋代，訓詁學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時期，訓詁學出現了衰退，清朝則是訓詁學發展最盛的時候，出現了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考據大家，並形成了乾嘉學派。
清朝末年，章太炎與黃季剛受到了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章太炎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中說：“合此三者（按：指文字、訓詁、聲韻），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童佔畢所能盡者。然猶名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此種學問，僅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章太炎將“小學”易名為“語言文字之學”，不是簡單的更名，而是標誌著語言文字學學科觀念的產生。太炎先生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創始者。在學科觀念的支配下，章太炎撰著了《文始》，這是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中國的第一部語源學專著。在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基礎上，黃侃先生進一步發展了學科觀念。黃先生雲：“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即以語言解釋語言之謂。若以此地之語釋彼地之語，或以今時之語釋昔時之語，雖屬訓詁之所有事，而非構成之原理。真正之訓詁學，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黃的界說中，包含三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研究物件，即“解釋語言”，而且沒有“時地之限域”，這較之於古人的訓釋古語顯然是擴大了範圍；第二是理論和方法，即“法式”和“義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
黃侃的訓詁學界說問世後，有關訓詁學的觀念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有“分工派”與“綜合派”兩家。前者以陸宗達、王寧的“古代文獻詞義學派”影響最大，後者以殷孟倫、許嘉璐等的“綜合派”為代表。
陸宗達先生說：“訓詁學（狹義的）：語言所含的思想內容是它的核心。傳統的訓詁學著重研究詞語的思想內容和感情色彩、詞的產生和發展變化。”陸宗達、王寧先生又對訓詁學解釋說：“物件：古代文獻語言及用語言解釋語言的註釋書、訓詁專書；任務：研究古代漢語詞的形式（形、音）與內容（義）結合的規律以及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目的：準確地探求和詮釋古代文獻的詞義。所以，它實際上就是古漢語詞義學。如果把它的研究物件範圍擴大到各個時期的漢語，包括現代方言口語的詞義，就產生漢語詞義學。可見，訓詁學就是科學的漢語詞義學的前身。”這可以稱之為“古漢語詞義學派”或“古代文獻詞義學派。”
殷孟倫先生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的一個部門，它是以語義為核心，用語言解釋語言而正確地理解語言、運用語言的科學，因此它是兼有解釋、翻譯（對應）和關涉到各方面知識的綜合性學科。”“應該注意的是，訓詁學雖然以語義為核心，但不限於語義的範圍。因此，訓詁學並不等同於西方的語義學。”許嘉璐先生說“傳統訓詁學以訓釋實踐為其主要形式，以文獻語言的內容形式為其物件，因此它具有綜合性的特點，語言以及用語言形式表現的名物、典章、文化、風習等等都在詮解範圍之內。現代的訓詁學就應該在更高的層次上把訓詁學與社會學、文化學等等結合起來，這就是所謂訓詁學的延伸。”許先生對訓詁學的解說在本質上與殷先生一致，只是解說得更加明確了。持這一主張的還有洪誠等先生，稱之為“全面解釋派”。
訓詁學從先秦就已經開始了，戰國末期的《爾雅》被認為是最早的訓詁學著作，而訓詁學的傳統觀念形成於唐代的孔穎達，國學大師黃侃則創立了訓詁學的現代觀念。
語言學家王力在1947年的《新訓詁學》中提出“必須打破小學為經學附庸的舊觀念，然後新訓詁學才真正成為語史學的一個部門。”周大璞在《訓詁學要略》中也說“訓詁學的研究物件就是詞義和詞義系統，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研究語義發展演變的規律。”新訓詁學是相對舊有的訓詁學而言的。在產生於秦漢之際的《爾雅》中，第一篇與第三篇分別以“釋詁”“釋訓”命名。在這裡，“詁”與“訓”分立，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詁”與“訓”是“釋”的物件，是作為兩個實在物件出現的，並非構成一個術語。這從《爾雅》十九篇均以“釋×”為命名方式也可以得到證明。
西漢《詩詁訓傳》中，“詁”“訓”“傳”三字並立，這是漢代毛亨在繼承前人及《爾雅》的基礎上所創立的三種訓釋方式。“詁”大致為訓解古詞古義及其他基本詞，“訓”大致是訓釋連綿詞及重言詞，“傳”是在“詁”與“訓”的基礎上闡釋詩的內在涵義等。毛亨的“詁”“訓”“傳”有兩個特點，一是“詁”“訓”“傳”的含義及使用，仍具有詞源的特徵，二是《周南·關瞍詁訓傳第一》之類名稱表明毛亨並未將“詁”“訓”及“傳”作為一個術語來使用，因此，毛詩中“詁訓”並非連用，而是分用。
東晉，郭璞在《爾雅·序》中說：“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郭璞又在《爾雅·釋詁第一》中第一條下說：“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
唐代，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詁訓傳者，註解之別名。毛以《爾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為《詩》立傳。傳者，傳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猶雲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序》篇雲：‘《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詁訓學，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在這段話中，孔穎達展示了他的概括歷程：由“詁訓傳”概括為別名“註解”構成了一個術語，這是一次對學科認識的質的飛躍。又由“詁訓”總括其物件：“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最後又加以補充道：“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目。”孔穎達在訓詁領域中已初步進入了術語的確定及物件的劃分領域中，已由具體的物件初步上升為抽象的概括了。
至此，傳統的訓詁學觀念已形成。
宋代，訓詁學得到了很多的革新。元明時期，訓詁學出現了衰退，清朝則是訓詁學發展最盛的時候，出現了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考據大家，並形成了乾嘉學派。
清朝末年，章太炎與黃季剛受到了西方語言理論的影響。章太炎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中說：“合此三者（按：指文字、訓詁、聲韻），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童佔畢所能盡者。然猶名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為確切。此種學問，僅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為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章太炎將“小學”易名為“語言文字之學”，不是簡單的更名，而是標誌著語言文字學學科觀念的產生。太炎先生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創始者。在學科觀念的支配下，章太炎撰著了《文始》，這是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中國的第一部語源學專著。在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基礎上，黃侃先生進一步發展了學科觀念。黃先生雲：“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即以語言解釋語言之謂。若以此地之語釋彼地之語，或以今時之語釋昔時之語，雖屬訓詁之所有事，而非構成之原理。真正之訓詁學，初無時地之限域，且論其法式，明其義例，以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是也。”黃的界說中，包含三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研究物件，即“解釋語言”，而且沒有“時地之限域”，這較之於古人的訓釋古語顯然是擴大了範圍；第二是理論和方法，即“法式”和“義例”；第三是研究目的，即“求語言文字之系統與根源”。
黃侃的訓詁學界說問世後，有關訓詁學的觀念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有“分工派”與“綜合派”兩家。前者以陸宗達、王寧的“古代文獻詞義學派”影響最大，後者以殷孟倫、許嘉璐等的“綜合派”為代表。
陸宗達先生說：“訓詁學（狹義的）：語言所含的思想內容是它的核心。傳統的訓詁學著重研究詞語的思想內容和感情色彩、詞的產生和發展變化。”陸宗達、王寧先生又對訓詁學解釋說：“物件：古代文獻語言及用語言解釋語言的註釋書、訓詁專書；任務：研究古代漢語詞的形式（形、音）與內容（義）結合的規律以及詞義本身的內在規律；目的：準確地探求和詮釋古代文獻的詞義。所以，它實際上就是古漢語詞義學。如果把它的研究物件範圍擴大到各個時期的漢語，包括現代方言口語的詞義，就產生漢語詞義學。可見，訓詁學就是科學的漢語詞義學的前身。”這可以稱之為“古漢語詞義學派”或“古代文獻詞義學派。”
殷孟倫先生說：“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的一個部門，它是以語義為核心，用語言解釋語言而正確地理解語言、運用語言的科學，因此它是兼有解釋、翻譯（對應）和關涉到各方面知識的綜合性學科。”“應該注意的是，訓詁學雖然以語義為核心，但不限於語義的範圍。因此，訓詁學並不等同於西方的語義學。”許嘉璐先生說“傳統訓詁學以訓釋實踐為其主要形式，以文獻語言的內容形式為其物件，因此它具有綜合性的特點，語言以及用語言形式表現的名物、典章、文化、風習等等都在詮解範圍之內。現代的訓詁學就應該在更高的層次上把訓詁學與社會學、文化學等等結合起來，這就是所謂訓詁學的延伸。”許先生對訓詁學的解說在本質上與殷先生一致，只是解說得更加明確了。持這一主張的還有洪誠等先生，稱之為“全面解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