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論戰，是那個時代學派、士子的生存競爭方式，時局見解，學術論證，治國之道，無不成為論戰的焦點，學派之首，布衣寒士，都積極參與到論戰之中，爭相發表個人的見解，這樣的論戰，無分高低貴賤，學派資歷，人人皆可辯駁發問，而評判者，就是最廣大的圍觀聽眾、學派士子。立論有據，雄辯博才者，即便毫無聲望，也能立即得到最真誠的歡呼和擁護，論點乾澀，期期艾艾者，即便學術泰斗，亦是灰頭土臉，唏噓一片。
貧寒的大才，往往能夠在這樣的論戰中一鳴驚人，舉國矚目，名不見經傳的學派，也可以在多次的論戰中立足根基，成為人人稱道的顯學大派，正是這樣的爭鳴論戰，形成了華夏文明茁壯的思想根基，每一種學派思想，都歷經千錘百煉，處處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形成了中華民族汲取不盡的精神財富，達到了東方文明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
鞅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齊國稷下學宮又是學派林立，學術思想最為濃厚之地，稷下論戰，就成為當時的最高論戰場所。鞅趕到齊國，恰逢孟子入齊，齊國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迎接孟子：為孟子開一次爭鳴大論戰。這樣的氣魄，只有擁有宏大稷下學宮的齊國能夠才有，而這樣高規格的論戰迎接方式，也正符合孟子這般顯名天下的大儒。孟子歷來以雄辯著稱，多少學家學派，在孟子面前，毫無反駁餘地，這次論戰，自然是胸有成竹，而鞅初到稷下，卻只以觀戰自居。
齊王親臨稷下學宮觀戰，更顯得這次論戰尤為重要，齊王想聽到更多新的思想，新的主張，一國之君如此重視學派之事，稷下學宮能夠成為天下士子爭相雲集之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孟子開講，自然一派宗師風度，泰然自若，對於儒家思想，也有著坦然的自信，儒家開放授學，學術主張天下所知，因此孟子不再一一重申，而是請各家學派就主張不同之處發問，實則是決然“接受挑戰”的態度。
首先發問者是楊朱，楊朱的思想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這句話就是“一毛不拔”的來歷。這樣的思想與墨家的兼愛思想，儒家的仁政思想，幾乎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他主張的是不能損人利己，亦不必捨己為人，“貴己”，“貴生”，因此他首向孟子發難：“天下萬物何為貴？何為輕？”由此引出了孟子那句千古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只此一句，孟子便堪稱一代宗師，這句話也幾乎成了孟子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在兩千多年前能夠有這樣的民貴君輕意識，殊為難得。
偏狹的申不害，自然希望在這樣的爭鳴大論戰中一言驚人，毫無準備，迫不及待便向孟子發問，孟子自然把儒家的復古思想抬出來壓制申不害：“不行周禮，不施仁政，以殺戮征戰為快事，是為要害。”這樣的思想雖然是復古，但也有著它的合理性，那就是在天下動盪大爭之時，總會有人嚮往先祖的平靜生活，這也代表了一種治世理想，雖不合時宜，卻描繪了一幅美好的圖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懷念思想。申不害倉促發問，被孟子斥為權術之士，亂世之學，便毫無還擊之力，憤憤歸坐。
申不害落敗，則意味著天下士子將對法家嗤之以鼻，孟子對法家的定論，將很快傳遍士林。一場論戰眼看冷場，孟子將以絕對優勢贏得勝利，此時，本想觀戰的衛鞅忽然振臂一喝：“大謬！”頓時吸引了所有人的關注。鞅在孟子的幾番論辯中，發現了他的特點：以強辯之風打壓對手，以非常篤定的語氣將自己的觀點當做真理，將對方的弱點放大扭曲成為人人鄙薄之事，如此，申不害何能不敗？
鞅揮袖落座，一一指出孟子論辯的不合邏輯之處：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抹煞根本強加論斷。衛鞅此說，令孟子頓感顏面盡失，不顧宗師風範，斷然詰責：“你是何人？法家何派？”慎到大師適時出面：“此人衛鞅，我法家法治派名士！”衛鞅之名，一舉天下知。而孟子失去了衛鞅所指出的三項論辯之技，便顯得言辭無力：“法治成家成派，老夫未嘗聞也！苛政猛於虎而已，何足論之。……人性本善，自有法、墨、兵三家而淪喪，不亦悲乎！”依舊是強加論斷，輕率指責，卻失去了雄辯的色彩。
而衛鞅卻一一道出了法家治世的真諦：“天下治道不在空談，而在力行。治也好，人治也好，誰能融入大爭潮流而強國富民，誰便是正道。否則，便是空談大道貽誤天下，必為大爭之世所遺棄！”如此之說，頓時彰顯了法家的實幹精神，法家要的是力行法治，強國富民，與大言侃侃的儒家天壤之別！儒家思想由未曾入仕的孔子創立，一介書生，理想主義色彩嚴重，不諳治國大道，只知修身為本，一時立足百姓的角度要求治國者德政仁政，一時又立在統治者的角度大講牧民之術，又摻雜融入了一些王道禮制的觀點，未曾出門，便自相矛盾了，空談尚可，卻無實際的實施綱領和準繩，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確實是“談大道貽誤天下”！
志在力行的鞅對此自然是極不認可，因為法家的存在根本，與儒家有著截然相反的觀念：人性本惡！這個觀點的提出，可謂振聾發聵，我們來重溫一下鞅對人性惡的論述：“惡，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惡，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才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欲，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與復古之論，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縱容惡行，矇蔽幼稚，真正大偽之言！”
人性善性惡，在今天看來，其實共存，戰國時期對於這兩種觀點的激烈辯證，其實是為自己的學術根本所爭，儒家、法家的治世之道，都需要有自己的理論依據為支撐，並無絕對的對錯之分，顯然，在當時，性惡論的提出，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所以，法家的思想，才能替代流傳久遠的王道禮制和儒家思想，成為真正的治世大道。
這次爭鳴論戰，再現了戰國百家爭鳴的絕世風采，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那個時代思想的偉大之處，看過這樣一場論戰，當今中國任何的學術交流會議，演講提問，都顯得太過微薄可笑，我們真的應該重新建立我們祖先，我們先賢的偉大人格和求證精神，來喚醒這個渾渾噩噩思想匱乏的時代了。
爭鳴論戰，是那個時代學派、士子的生存競爭方式，時局見解，學術論證，治國之道，無不成為論戰的焦點，學派之首，布衣寒士，都積極參與到論戰之中，爭相發表個人的見解，這樣的論戰，無分高低貴賤，學派資歷，人人皆可辯駁發問，而評判者，就是最廣大的圍觀聽眾、學派士子。立論有據，雄辯博才者，即便毫無聲望，也能立即得到最真誠的歡呼和擁護，論點乾澀，期期艾艾者，即便學術泰斗，亦是灰頭土臉，唏噓一片。
貧寒的大才，往往能夠在這樣的論戰中一鳴驚人，舉國矚目，名不見經傳的學派，也可以在多次的論戰中立足根基，成為人人稱道的顯學大派，正是這樣的爭鳴論戰，形成了華夏文明茁壯的思想根基，每一種學派思想，都歷經千錘百煉，處處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形成了中華民族汲取不盡的精神財富，達到了東方文明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峰。
鞅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齊國稷下學宮又是學派林立，學術思想最為濃厚之地，稷下論戰，就成為當時的最高論戰場所。鞅趕到齊國，恰逢孟子入齊，齊國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迎接孟子：為孟子開一次爭鳴大論戰。這樣的氣魄，只有擁有宏大稷下學宮的齊國能夠才有，而這樣高規格的論戰迎接方式，也正符合孟子這般顯名天下的大儒。孟子歷來以雄辯著稱，多少學家學派，在孟子面前，毫無反駁餘地，這次論戰，自然是胸有成竹，而鞅初到稷下，卻只以觀戰自居。
齊王親臨稷下學宮觀戰，更顯得這次論戰尤為重要，齊王想聽到更多新的思想，新的主張，一國之君如此重視學派之事，稷下學宮能夠成為天下士子爭相雲集之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孟子開講，自然一派宗師風度，泰然自若，對於儒家思想，也有著坦然的自信，儒家開放授學，學術主張天下所知，因此孟子不再一一重申，而是請各家學派就主張不同之處發問，實則是決然“接受挑戰”的態度。
首先發問者是楊朱，楊朱的思想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這句話就是“一毛不拔”的來歷。這樣的思想與墨家的兼愛思想，儒家的仁政思想，幾乎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他主張的是不能損人利己，亦不必捨己為人，“貴己”，“貴生”，因此他首向孟子發難：“天下萬物何為貴？何為輕？”由此引出了孟子那句千古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只此一句，孟子便堪稱一代宗師，這句話也幾乎成了孟子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在兩千多年前能夠有這樣的民貴君輕意識，殊為難得。
偏狹的申不害，自然希望在這樣的爭鳴大論戰中一言驚人，毫無準備，迫不及待便向孟子發問，孟子自然把儒家的復古思想抬出來壓制申不害：“不行周禮，不施仁政，以殺戮征戰為快事，是為要害。”這樣的思想雖然是復古，但也有著它的合理性，那就是在天下動盪大爭之時，總會有人嚮往先祖的平靜生活，這也代表了一種治世理想，雖不合時宜，卻描繪了一幅美好的圖景，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懷念思想。申不害倉促發問，被孟子斥為權術之士，亂世之學，便毫無還擊之力，憤憤歸坐。
申不害落敗，則意味著天下士子將對法家嗤之以鼻，孟子對法家的定論，將很快傳遍士林。一場論戰眼看冷場，孟子將以絕對優勢贏得勝利，此時，本想觀戰的衛鞅忽然振臂一喝：“大謬！”頓時吸引了所有人的關注。鞅在孟子的幾番論辯中，發現了他的特點：以強辯之風打壓對手，以非常篤定的語氣將自己的觀點當做真理，將對方的弱點放大扭曲成為人人鄙薄之事，如此，申不害何能不敗？
鞅揮袖落座，一一指出孟子論辯的不合邏輯之處：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抹煞根本強加論斷。衛鞅此說，令孟子頓感顏面盡失，不顧宗師風範，斷然詰責：“你是何人？法家何派？”慎到大師適時出面：“此人衛鞅，我法家法治派名士！”衛鞅之名，一舉天下知。而孟子失去了衛鞅所指出的三項論辯之技，便顯得言辭無力：“法治成家成派，老夫未嘗聞也！苛政猛於虎而已，何足論之。……人性本善，自有法、墨、兵三家而淪喪，不亦悲乎！”依舊是強加論斷，輕率指責，卻失去了雄辯的色彩。
而衛鞅卻一一道出了法家治世的真諦：“天下治道不在空談，而在力行。治也好，人治也好，誰能融入大爭潮流而強國富民，誰便是正道。否則，便是空談大道貽誤天下，必為大爭之世所遺棄！”如此之說，頓時彰顯了法家的實幹精神，法家要的是力行法治，強國富民，與大言侃侃的儒家天壤之別！儒家思想由未曾入仕的孔子創立，一介書生，理想主義色彩嚴重，不諳治國大道，只知修身為本，一時立足百姓的角度要求治國者德政仁政，一時又立在統治者的角度大講牧民之術，又摻雜融入了一些王道禮制的觀點，未曾出門，便自相矛盾了，空談尚可，卻無實際的實施綱領和準繩，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確實是“談大道貽誤天下”！
志在力行的鞅對此自然是極不認可，因為法家的存在根本，與儒家有著截然相反的觀念：人性本惡！這個觀點的提出，可謂振聾發聵，我們來重溫一下鞅對人性惡的論述：“惡，人之本性。因人性有惡，才有法度。天下人生而好利，才有財貨土地之爭奪。生而貪慾，才有盜賊暴力與殺戮。生而有奢望，才有聲色犬馬。人性之惡，必以律法而後正！以法治防範惡欲，以法治疏導人性，人性才能向善有序。孟夫子空言性本善，將治世之功歸於人性之善，將亂世罪孽歸於法墨兵三家，無非是要重申仁政、人治與復古之論，回到夏商周三代。此乃縱容惡行，矇蔽幼稚，真正大偽之言！”
人性善性惡，在今天看來，其實共存，戰國時期對於這兩種觀點的激烈辯證，其實是為自己的學術根本所爭，儒家、法家的治世之道，都需要有自己的理論依據為支撐，並無絕對的對錯之分，顯然，在當時，性惡論的提出，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所以，法家的思想，才能替代流傳久遠的王道禮制和儒家思想，成為真正的治世大道。
這次爭鳴論戰，再現了戰國百家爭鳴的絕世風采，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那個時代思想的偉大之處，看過這樣一場論戰，當今中國任何的學術交流會議，演講提問，都顯得太過微薄可笑，我們真的應該重新建立我們祖先，我們先賢的偉大人格和求證精神，來喚醒這個渾渾噩噩思想匱乏的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