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張居正，明朝早就完蛋了。

這八個字不是張居正的悲劇，而是明朝的悲劇！

明朝從來不缺少大嘴巴咧咧咧的噴子，就缺少張居正這種腳踏實地辦正事的人。

張居正死後，被朝堂眾人大肆抨擊，海瑞為張居正鳴不平，而評價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也是譏諷那群只知“謀身”而不願“謀國”的誇誇其談之輩！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

鳳毛叢勁節，只上盡頭竿。

十三歲的張居正，用這首詩，表達自己的勇於向上的理想和志向。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

張居正就是這樣身負絕世之才的國之大器。

當時，張居正身處的朝堂局面非常險峻。面對奸臣當道、邊境戰亂、國庫空虛，財政混亂等等一些急需改變的現實，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自稱“別無他長，但能耐煩”的張居正，又是經歷了多麼艱難蜿蜒的曲折道路，才最終實現了中興的理想。

在其位而謀其政。首輔之職難得而易失，由理想邁進了現實，現實中的一切都必須要面對。歷史的機遇選擇了他，而他也必須傾盡自己所能，把理想變成現實。

人在局中，身不由己。所謂的道德，所謂的品行，所謂的人言可畏，都不重要，重要是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讓新政得以貫徹落實，早見成效。

兩難：

一、國家經濟問題：

貧苦農民受到各方面的殘酷壓榨，生活困難，為了苟活一時，就把土地賣給藩王、地主和富商。而這些蛀蟲不但可以不勞而獲坐食田租的收入，而且因為地位和規則，可以優先享受。避免科役，逃避和拖延稅收。由於國家的負擔全部壓在貧苦農民的肩上，貧農擔負不了的時候，就只好把田地賣給地主，成為了農奴。

農奴喪失的是政治權力和身份的自由，但是卻意外地擺脫了經濟上的壓迫和桎梏，催租科役的差人，從此就不再上門催逼了。這引起正常農民的羨慕。於是，農民即使經濟還不十分困難的時候，也會主動嘴到大地主家裡，請求收為農奴。

所以，從經濟的角度上看，朝廷與藩王、地主、富商這些擁有國家大部分財富的人，已經構成了對立的形勢。藩王和地主的勢力越大，國家的財政收入就越少。

二、文化輿論問題

明朝計程車紳階層成為當時的經濟的受益者和言論的把持者。

政府的大小官員，幾乎全部都出身於這個階層。而朝堂和地方的輿論，也操縱在這個階層的手裡。

他們剝削和壓迫貧苦百姓，然而老百姓即沒有機會分辨，也沒有能力反抗。貧苦民眾中的一些優秀分子，因為掌握了知識，參與了科考，又被士紳階層所吸收。因此士紳階層反而受到貧民的擁護，他們能輕易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和言論。

張居正想要改革，想要整頓，想要革除朝廷百年來積累下來的種種弊端，就必然會觸動這些利益集團――貪婪的地主階層與腐朽計程車紳階層。也就是說，在“謀國”和“謀身”間要做出選擇。

是“謀身”，敷衍和迴避，還是“謀國”，直接面對？

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

世無迷途客，終是不傷人。

張居正選擇了戰鬥到底。這也就意味著，他與地主階層和士紳階層之間，走上了拳臺的兩個對角。

經過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勵精圖治和鬥智鬥勇，張居正終於成功了。

朝廷的財政收入有了盈餘，邊境的戰事初步平息，內亂休止，漕運改善，國家很難得地進入了中興。

當張居正去世以後，各種罪名都戴在他頭上，國家富有了，他的後代卻家破人亡。

在改革的大潮中，智慧堅毅，勇敢沉著的張居正破浪而行，他真的“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嗎？

身負絕才，滿腹經綸的張居正怎麼可能不善於“謀身”呢，只是，面對當時的國家形勢，他難以兩全，不可兼得啊！

國興而身滅。

從此以後，朝中重臣，皆是“謀身”之徒，再無“謀國”之士。

捨身謀國，才是張居正一生的真實寫照。

必須向這位偉大的改革家致敬。

其實老朽覺得並不是張居正“拙於謀身”，而是他後期有點自暴自棄，甚至有某種程度的自毀傾向。真正讓他萬劫不復的是萬曆五年到六年的奪情事件，這件事其實是張居正一生的分水嶺，在那之前，他是周公一樣的輔政賢臣，在那之後，他只能做一個徹底的權臣。他知道做權臣必然會被清算，但卻毫無辦法，所以開始自暴自棄，甚至自毀。聰明如他難道會不知道“吾非相，乃攝也”這句話一出，早晚都會是口實嗎？那時候他的心態大抵就是過把癮就死罷了。

張居正前期變革的成功有兩個因素，其一是皇家和內廷的全力支援，其二是他在士林中擁有巨大的聲望。這兩個因素缺一不可，沒有皇家的支援，就是王莽，沒有士林的支援，就是王安石。但是在變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觸及一些人的利益，尤其是官員的利益，雖然他是溫和改革，但利益終歸是利益，只是在皇家和輿論的雙重壓力下，那些人拿他沒辦法。而他的權位自然也被其他的官員覬覦，誰不想登上文臣的頂峰呢？

在這種情況下的萬曆五年，張居正的父親去世了，當時被考成法折磨到崩潰的官員幾乎是彈冠相慶。張居正必須面臨一個怎麼選都是輸的難題，回家為父丁憂三年，新法必然被廢掉，已經年過五十的他不可能再重新扶植起來。若不回鄉丁憂，在孝治天下的明朝必然罵名滿天，最關鍵的是士林中的聲望將徹底完蛋。無奈的張居正選擇和萬曆唱了一出雙簧，奪情啟用。但是他的名聲也真的徹底完蛋了，連他的學生都罵他，被逼的快發瘋的他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問別人：“你們讓我怎麼辦？你們非讓我走，皇帝非不讓我走，要麼不忠，要麼不孝，你們是想逼死我才甘心嗎？”

從此以後張居正就只能走權臣這條路，沒有輿論支援的他只能用勢力去壓制反對力量。可是他的勢力越大，他另一個學生萬曆皇帝就會越忌憚，這還是個無解的死迴圈。所以《明實錄》中說：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斷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所以老朽覺得張居正並非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而是他若謀國，便不能惜身，他若謀身，便不能興國。他在自身和國家之間，選擇了國家而已。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明王朝的悲劇，偏偏不是張居正的悲劇。大業已成，家國再興，夫復何言？夫復何憾？千古之下，張太嶽未負良相之名。